作為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的祝華新，最近在網上發表了他的網文《互聯網上的“草根文人”》，十分坦率的向中央和社會談出了他對中國改革事業成敗的擔憂，文中他對改革事業的忠心耿耿和憂心忡忡真是日月可鑒。
他在文中處處擔憂“草根文人”對“改革”的知識和理解太少。他感到“互聯網不僅為精英提供了揮灑才華的空間，也使“屌絲的逆襲”成為可能。當后者經過個人努力，因緣際會，嶄露頭角時，從作品風格到人品卻引出了巨大的爭議。”
他擔憂：“官二代”、“富二代”、“農二代”和“貧二代”的代際傳承觸目驚心;他擔心：草根人士通過個人奮斗向上流動的通道被堵塞;他們的心聲無處傾訴，無人傾聽，缺乏認同;他擔憂：大學生等草根青年無職業的安全感，社會的溫暖感，國家的歸屬感，他認為這一切關系到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
他對1978年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聯手發起“真理標準討論”，奠定的80年代改革“政通人和”的喜人局面，十分懷念。
我感覺他這篇文章是針對10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對草根文人態度的一個回應。
但是他的文章缺乏厚重歷史知識的鋪墊。給我們的感覺是他對中國近代史和革命史的無知。這從他對改革前新中國歷史的偏見可以看出。同時也顯示了他對30年改革所產生的中國社會變遷的深層原因也缺乏深刻的分析。他對事物的看法是靜態的，而不是動態的、發展的，因此他看問題缺乏對發展變化的因果關系的分析。而缺乏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是他先天的缺陷，因此他看問題只能看到問題的現象而看不到本質。
他認為改革30年之后，意識形態宣傳人才缺乏，但是要從“草根文人”中尋找，對改革事業來講是不可靠的。 他舉了作家浩然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他說浩然“1964年寫出小說《艷陽天》時，充滿了對農民兄弟和鄉村生活的感情。主人公有血有肉，讀來非常親切，較少概念化的痕跡。然而，這位在農村摸爬滾打多年的鄉土作家，回避了集體化帶來的“大饑荒”。浩然在“文革”中創作的《金光大道》，更是渲染農村的“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路線斗爭”。而到了“四人幫”覆滅前夕創作的散文詩體小說《西沙兒女》，則被后人批評為有逢迎江青的傾向。這位只念過3年小學、自學成才的農民作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被視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可惜是喝“極左路線”狼奶長大的，眼中看不到千千萬萬像小崗村那樣的農民。這樣的代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策是背道而馳的。”
其實祝華新對浩然的評價是非常不客觀的。試想浩然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他作為一個黨所培養的(絕不是喝狼奶長大的)黨員作家的作品當然應當生動的反映那個時代黨領導下的集體農民的生活，正確反映當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當時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批評浩然的小說“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策是背道而馳”，妨礙了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好像在批評春秋戰國的孔子不歌頌秦始皇一樣的荒唐!老實講如果沒有浩然歌頌的當時農業合作化大量的先進集體生產了足夠全國11億人民維持生產和生活的糧食，小崗村的農民(幸虧不是千百萬，而只是23個人)從哪里來的連吃23年的返銷糧?這些糧食難道會從天上掉下來嗎?!如果你能明白那時的中國是被帝國主義封鎖，糧食沒有地方可以進口，全部都是自己生產的，今天的市場經濟能夠做到嗎?這就說明了，市場經濟也不是誰一拍腦袋，想搞就可以搞的，也是需要一定的條件的，而這個條件，恰恰就是毛澤東時代為我們所創造的，所以習總書記告訴我們不要用前30年反對后30年不是沒有道理的，可是你卻領會不了。尤其你說所謂的”大饑荒“(這是敵對勢力的說法，不是你作為中國共產黨員所應該說的)是合作化帶來的，更是十分荒唐的、完全脫離當時實際的胡說八道。在毛澤東同志領導的27年，困難時期滿打滿算就只有三年，敵人把它夸大成整個時代，你是中共黨員，你也這樣說，是不是站到敵人的一邊去了?其實你只要不帶偏見就應該想到，如果毛澤東時代人人都吃不飽飯，新中國的人口(1949年中國的人口是4億5千萬)還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人口增長最快的時代嗎?
祝華新認為：“基層青年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吃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令人感動。但從抵制家樂福，到反日游行中打砸日系車和日貨商店，也時常表現出盲目排外傾向。而一旦受到民粹助力，收獲集體認同，更可能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這就是祝華新對關心國家大事的草根群眾的看法。
他認為：“在扶持“正能量”的草根文人，包括網上“自干五”(自帶干糧的五毛)時，需要著力提升其文化品位和專業門檻，更要避免以“左”反右，避免以一種可能更落后的小生產和封建的文化規范來對沖激進立場。特別是需要幫助他們補充社會記憶，了解中國社會如何從“大躍進”、“文革”的跌跌撞撞和閉關鎖國的困境中一路走來，為什么要徹底否定“文革”，為什么要包產到戶，為什么公檢法既合作又要相互制衡，為什么需要走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
其實這些恰恰也正是祝華新自己“社會記憶”的短板。中國為什么在“大躍進”中會出現“浮夸風”和“共產風”?“文革”中為什么會出現武斗和派性?其實這和改革中為什么會出現“官二代”、“富二代”和“貧二代”、“農二代”兩極分化的代際傳承觸目驚心;為什么會出現大學生無職業的安全感，社會的溫暖感，國家的歸屬感一樣，都是社會階級關系在不同體制下產生的不同的問題。“文革”是希望不會出現”官二代“、”富二代“和”貧二代“的差別，，因此必然有維護這些利益的力量的抵制和干擾，出現了派性和武斗;改革是允許”官二代“富二代”和“貧二代”、“農二代”差別的長期存在，因此就必然會有“代際傳承的觸目驚心”。毛澤東時代(包括“文革”)，大學畢業生全部是國家干部，全部由國家分配到國家機關和事業、企業單位做與他們專業對口的工作，因此他們在思想上絕不會產生“無職業的安全感，無社會的溫暖感，無國家的歸屬感”這樣的問題，他們感到的只有幸福。如果我們能夠客觀的用分析的眼光來看問題就會認識到，社會上公平分配的問題解決好了，有的人的特殊私利就不一定會得到滿足，他們會不滿;如果過于照顧少數人的私利，兩極分化就會使社會撕裂，改革也不是萬能的。而社會公平分配的問題的確是必須要解決而至今也并沒有更好解決的問題。
“閉關鎖國”的困境不僅是當時美國對中國制裁的結果，而且對于今天的俄羅斯他們不是也采取了這樣的手段了嗎?如果明天美國要讓臺灣獨立，否則就要封鎖中國，你認為中國應當怎么辦呢?!只有最沒有良心的人，才會把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歸罪于新中國和他們的領導人。
我們認為對于過去的歷史，科學的態度是客觀辯證的總結經驗。徹底否定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因為這種態度并不有利于我們吸取歷史教訓的財富，使我們把今后的事情做得更好。而包產到戶的直接結果就是破壞了農業的現代化，直到今天它的嚴重后果還未能完全消除。你曾經肯定了真理標準的討論，但是你對待過去的歷史和今天現實的態度，恰恰缺乏的正是追求真理的精神，那么你今天不會成為新的兩個凡是的維護者吧!
祝華新對“草根文人”和毛澤東時代的態度和他自己指責的“屌絲的逆襲”有什么兩樣呢?
祝華新最后提出要寬待知識分子，認為對他們要寬容。并且認為“鼓吹工農大眾也要做“文化的主人”，理由是他們雖然沒有讀過“二十四史”，但是有自己的“四史”——家史、村史、廠史、社史，因此也有資格臧否歷史人物。這樣的學術批判完全是瞎胡鬧。”他認為：“如果嘲笑知識、妖魔化知識分子，成為一種彰顯政治立場堅定的社會風尚，自以為真理在握、呼朋引類、喊打喊殺，那么侵蝕的恰恰是為政者的民意基礎。”
其實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整體，各個階級也都有自己的知識分子。你能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不是知識分子嗎?!他們恰恰是先進階級的大知識分子。他們的著作，你也許畢生也讀不完。沒有讀過他們的著作和他們革命的實踐史就來反對他們，也只能是人云亦云了，不會有獨立的思考。而我們認為只有能夠獨立思考的才能算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祝華新寫作的文字雖然不錯，但是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理論水平、評論水平我們卻不能恭維;因為他在這篇文章中，對于自己反對的東西，說不出什么站得住腳的反對的道理，只是輕率地否定一切;而對自己肯定的人和事，也說不出什么像樣的肯定的道理來，只是武斷地肯定，這就不是一個嚴肅的知識分子應有的優良的學風和文風。
我們希望，祝華新能下功夫把他所反對的理論先讀通了，這樣不論是反對，還是贊成一個人或一件事，都能說出以理服人的道理，以理服人。
如果你的本事連我們這樣的普通草根都說不服，又如何能說動高層的領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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