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個人組成的大陪審團，3個月時間里，聽取60多位證人證詞，最后的結論是：黑人布朗還是算白死了。包括美國人在內的人都在懷疑，是因為陪審團只有3名黑人，所以決議有偏頗?
大陪審團當然不會忽視輿論的壓力，但他們也有“武器”。根據密蘇里州的法律，只要警察“合理地相信”嫌犯企圖利用致命武器，或意圖危害他人性命，且警察“合理地相信”使用致命武力有助拘捕，便可開槍制服嫌犯。
所以陪審團最后2天2夜的討論主題只有一個：涉案警察的“合理地相信”，陪審團是否相信?從結果來看，他們選擇了相信警察。
在任何選擇的背后，一定藏著選擇的理由，至少是12個人中大部分人都相信的理由。這個理由再擴而化之，推而廣之，就是一個比黑與白分歧更深的思想基礎。
這個思想基礎，就藏在黑人布朗與涉事警察之間的關系上。即弗格森案里的這兩個人，是警察與平民的保護與被保護關系，還是兩個平等權利的個體?哪個關系才是第一位的?
按照中國警察“為人民服務”宗旨理解，兩者職業關系第一，個體關系第二。不要小看這個次序，因為美國剛好相反。有一個例子就很有說服力。在美國一些地區，很多商家為了保平安，晚上都是徹夜開燈。因為一旦晚間房子出了事，但里面沒有開燈，黑漆漆一片，美國警察最多就會在外面守著，不會冒險進去的。
為什么會如此?從這個問題出發的思考，就會觸及美國立國的思想根基：自我保存的霍布斯主義。美國警察并非怕死，而是一種以自我保存為優先原則的制度化呈現，“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的基層路線在這里行不通，因為在所謂的“霍布斯叢林”里，群眾中盡是“壞人”。警察也是人，先保存自身是自己的天然權利。這種以人的自私自利為基礎的天然欲求，就是“天賦人權”的原型，是15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提出的。
霍布斯的政治原則是“不要傷害”，美國完美地繼承了這一原則，比如不顧一切保護警察，苛刻地強調戰場上的“零傷亡”。但如此一來，也并非沒有代價。為達到“不要傷害”的目的，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國家之間，既要互簽“契約”，又要相互“提防”。
槍支泛濫正是這一政治理念的產物。明知槍多有害，但大家相互不信任，對國家也不信任，槍支泛濫問題上至總統，下至平民都束手無策。看上去好像是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問題，但更深的還是扎根于建國基礎的諸如霍布斯主義之類的價值體系。
那么，黑人布朗白死了?那些上街抗議的人，包括遠在霍布斯故鄉的5000英國人都義憤填膺上街了，他們難道不明白，陪審團執行的也是他們同意的價值標準?
問題還是那套價值標準。一方面承認自我保存的天賦權利，“凡對于生命有益的事情，我們就有權力去做。”一方面又擔憂“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導致人類盡毀，于是，過去的國王、現在的法律作為“契約”的執行者出現了。法律一邊無限鞏固了個人的私有領域，在每個人之間劃下紅線;一邊又將所有人捏合在一塊土地上生活、交往甚至沖突。
這一套在一個民族之內是或許有效的，但對一個新加入的種族則是災難。想象一下：一個谷粒滿倉的人對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強調“不要傷害”，強調個體至上，到底是仁慈，還是恐嚇?這些后來的少數種群，猶如先天弱者，先是被告訴周圍有無數“紅線”不可觸碰，之后政府和其他個體打著自由主義的旗子袖手旁觀。一開始就沒有營養，到現在當然發展不好。
自我保存當然重要，這是生存權。但然后呢?作為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的綜合體現，發展權是生存權的延伸，同樣也是首要的基本人權。不承認這一點，其實是一種價值觀的“虛偽”。高調地歌頌自由，甚至將貧窮也看成自由選擇的一部分，然后體面地袖手旁觀，看不到哪怕是美國也有大量的人需要發展權，一味推崇以自我保存為中心的“天賦人權”，誕生不了這種偉大的救贖，而這才是那么多人上街抗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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