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青報的曹林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叫做《告別斗爭與專政，用法治邏輯凝聚改革共識》，單從這個標題就可看出曹林的無知與幼稚。自有法以來，便存在專政，法便是專政的表現與工具，要緊的在于誰對誰專政。我們的憲法規定的便是“人民民主專政”，所有法律的設定都是為了維護人民的權利，都是為了實現對“人民公敵”的專政，是對“人民公敵”進行斗爭的有效形式。曹林既然要談法治邏輯，豈能連法治的本質都看不清?如此水平而妄談法治，其文必定是各種胡說八道。諸君請看下文分解。
曹林提出告別斗爭與專政的理由是“專政”和“斗爭”容易觸發公眾對“文革”的可怕記憶”，還說告別斗爭與專政可以“凝聚基本的社會共識，當一些概念有可能觸發公眾痛感和引發思想混亂時，那就盡量回避，以求同存異的寬容與善意，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語言和邏輯去尋找最大公約數”。以上幾句話純屬胡說八道，甚至連曹林自身都對此抱有懷疑。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必然結果，也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自有中國共產黨以來，“實現無產專政”與“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斗爭”就是我們黨的目標與口號，何由一談“專政”與“斗爭”便容易觸發公眾對“文革”的可怕記憶?且不談文革讓哪些“公眾”如此受驚，先看現在社會中“專政”與“斗爭”的現象。幾年前，重慶出現了一件“特警持槍為農民工討薪”的事，通過工作獲取薪酬不是“公眾共識”嗎？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語言和邏輯”嗎？為什么非要特警持槍了資本家才會給農民工發薪水?這不是活生生的體現了資本家對農民工“專政”的事實嗎?這不是鮮淋淋的展現了農民工與資本家“斗爭”的場面嗎?曹林若以文革中宣揚的“專政”與“斗爭”為“可怕記憶”，那他的噩夢豈不是從他出生起便日日上演?今天如果再不提“人民民主專政”，繼續掩耳盜鈴，無疑是縱容資本家在現實中工人真真切切的“專政”。所謂綱舉目張，重提專政與斗爭，正是為了更好的維護我們的憲法與法律。重提專政與斗爭不僅不會讓社會思想混亂，反倒會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掃除社會思潮的歪風，撥亂反正，使得中國的意識形態重新回到社會主義以思想道路來。
再看曹林“奇文”自身對其觀點的否定：他說“人們之間價值觀有差異，立場和利益有分殊，站位和視角有不同”，曹林既然知道人們的利益有不同，且知道由此導致的價值觀、站位和視角的不同，何以不知道價值觀、站位和視角就是我們所說的階級立場呢?他又說“有著萬般想法的利益主體要想和諧地生活在一個社會中，應該遵守一個最基本最底線的公認規則，那就是法律”，這句話是半對半錯的，要想“和諧”生活在一起的確需要一個規則，但這個規則并非是“公認”的。縱觀幾千年來的人類歷史，自有國家以來，規則都是統治者制定的，公知們一直很推崇的外國法律便有“初夜法”之類的規則，不遵守這類法律，公眾便不能“和諧”的共存，而且這個和諧的獲得不是靠“寬容與善意”，而是鎮壓與專政。然而曹林似乎也注意到了這點，因此他提出了“尋找最大公約數”，他還說“違反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懲罰;你可以堅持自己的判斷，但必須遵守法院作出的哪怕對你非常不利的終審判決”。綜合以上兩點，他說出了我很想說出的名詞，那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以大多數人對少數壞分子進行專政，實現我們社會的和諧發展。曹林可說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啊。曹林還說：“所以爭論的最終，都是訴諸于具體的法條去論證正當性和合法性，而不是喋喋不休的道德演講”，太對了，自古以來階級斗爭都是尖銳和現實的，從來都不是什么道德之爭，法律條文也是切切實實的落實著專政和展現著斗爭。曹林的這句話恰好是支持著“專政”和“斗爭”的提出，反觀曹林所說的“公共共識”“寬容善意”，到底誰在做“喋喋不休的道德演講”不是一目了然嗎?
曹林下文又試圖通過抹去法律本身帶有的階級和專政屬性，以“共識”來解釋，又舉出反腐的例子來博取同情與支持，殊不知還是犯了上述的老毛病。其在文末還說“想用其他概念替代或凌駕于法治之上，只會在撕裂共識中引發思想的混亂”，這簡直就像是一只屎蟲在屎坑里逍遙蹦跶，自我陶醉，而絲毫不知其口之臭。
我現在正告曹林，無產階級專政是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是對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壞分子的有效斗爭，是對社會主義法治思想根源的深刻闡述，是中國共產黨所以執政的根基。作為團中央報刊的主編，你妄圖通過巧言偽辯，變相否定和抵制中央既定的路線政策，在來日必定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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