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前通報的一則案件，再次刷新了“小官巨腐”的記錄。北戴河區的一名基層供水公司官員，在其家中搜出現金上億、黃金37公斤、房產手續68套。
“小官巨腐”案例最近還不少：某市車管所數十人大肆受賄數千萬元，某市交警支隊長受賄超千萬元，某市人社局干部監管不力致使醫保基金被騙取近2000萬元，某縣國土資源局原局長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總額近千萬元，甚至有村干部利用協助征地時機受賄百萬元。
小官為何巨腐?體制的原因找完了，一些人就把原因對準了信仰問題。小官為何如此肆無忌憚?如此喪心病狂?他們認為，是共產黨不能信仰宗教，所以才導致心無敬畏，行無約束。
真是共產黨的無神論，導致了一批批官員、干部在金錢、美色、權力面前倒下?這種論調看似成立，其實謬誤也。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就認為，把社會道德水準下降歸咎于無神論，是一種相當古老的謬說。
朱維群用兩個例子反證了這個謬說：如果說宗教越強大，社會道德水平就越高，那么中世紀梵蒂岡影響下的歐洲應當是人類道德的黃金時代了，而文藝復興則是多余的了;達賴統治下的全民信教、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的舊西藏應當是理想中的“香巴拉”了，而民主改革則是多余的了。
貪官里有沒有信仰宗教的?也有，叢福奎、韓桂芝、劉志軍、李春城等都是宗教狂熱分子，結果他們最后貪的比誰都厲害。所以，用宗教約束并非萬能，有時甚至更糟糕。世界上大量暴力、流血沖突甚至戰爭發生在相同或不同宗教背景的國家、人群之間，又怎么解釋宗教的道德約束力?
共產黨不能信教，是一條中國特色的建黨原則。確實有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在宗教信仰上態度有所變化，比如越南共產黨、古巴共產黨和俄羅斯共產黨就允許黨員信教了。但這并不能成為中國共產黨改變原則的依據。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是中國的共產黨，從民族解放到改革開放，我們學到的一條教訓就是，我們必須走自己的路，我們也有權力決定自己的路。
那么倒下的貪官到底有沒有道德約束?當然有，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就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指出，這“八德”就是中華文化的DNA，滲透到中華民族每一個子孫的骨髓里。“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人敢挑戰這八個字”。
就中國歷史而言，這些傳統文化的道德約束往往比宗教道德約束更有力量。“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中國傳統的治理智慧：不事鬼神，全力事人，這才是務民之義。2000多年前，中國就摒棄了宗教為中心的文化傳承，正如大思想家梁漱溟就認為，“不以宗教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端賴孔子而開之。”
正因為如此，朱維群說，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當然不能把奪取革命事業的勝利和實現初步富裕寄托于神靈和祈禱，去追求虛幻的天國和來世;更不能把億萬人民不斷探索和深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客觀規律的認識，乞靈于神靈的啟示和主觀主義的臆想。
當然，共產黨人自己不信宗教，并不代表人民不能自由信教。作為傳統道德的補充，宗教道德在勸人向善方面，與傳統道德是契合的。共產黨人任務是引領宗教界在社會道德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而不是把自己也變成宗教徒。
貪官與信教是兩碼事，把腐敗滋生歸咎于共產黨沒有信教更是荒謬。現實也是如此，有神論者并不比無神論者高尚。貪官們磕頭拜神，恐怕也不是為世界和平，多半還是升官發財吧?那些對共產黨的信仰方面的指責，打著民族大義的幌子，一副對貪腐痛心疾首的樣子，骨子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其實我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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