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說：“我們使用‘民主’和‘民主統治’這些詞語的方式，導致了極大的混亂。除非提供這些詞語的明確定義，并對此取得一致，否則人們就只能生活在無法擺脫的思想混亂之中，從而使那些煽動家和暴君大獲其利。”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經歷了三周的“占領”運動，沒有比上述引文更能反映這個城市的困境與無奈了。
一年多前，運動的發起人以所謂“公民抗命”的概念為出發點，聲稱要通過違法行為和承擔罪責，讓市民看到“現行的法律或制度的不公義”，并以癱瘓中環作為“脅迫”，促使中央同意的特首普選方案符合所謂“國際標準”。
稍微了解香港民主發展過程和基本法的人都應看到上述說法的謬誤之處。首先，香港討論的不是“現行的制度”，而是未來從無到有的特首普選。這只能比現有制度更民主，更進步，爭論的是進步的大與小。所謂“國際標準”的普選人言人殊，但一人一票普選肯定比原有制度進步，確實是國際社會包括英美領導人最近的談話所確認的。除非香港要倒退回殖民地時期的港督委任制，我看不出這個運動是“出師有名”。
就算認同運動發起人的觀點，過去一個月的發展已經是完全脫離原有的“劇本”。原來的“劇本”是只讓參與過“商討日”和簽署承諾書的成年人參與，未成年人不能參與，臨場加入的成年人要“即場宣誓”。當發生暴力事件時，運動實時中止，參與者自愿接受拘捕和刑責。
真實的情況完全相反：大量未成年人參加，暴力沖擊接二連三，運動的目標竟“退化”為要與政府對話。警察被偏頗輿論影響沒有果斷執法，參加者沒有被捕，犧牲的是數以百萬計的市民。對抗政府的行為變成為市民帶來痛苦，而“被占領區”則一方面溫情洋溢，忘記了癱瘓社會的代價，另一方面則掀起武斗，曾成為“萬人迷”的學生領袖一下子成了帶頭沖擊警察的“黃衛兵”，多人受傷。
有一位網上作家說得好，公民抗命原來的概念是以“最大化個人犧牲換來最大化大眾福祉”，現在剛剛相反，是參與者“最小化個人犧牲為大眾帶來最大的痛苦”!
占領行動早晚會結束，它能否帶來所謂“真普選”已經毫不重要。但它為社會帶來的遺害卻是長遠的，令人痛心的。
首先，它為年青人灌輸了“占領有理”的概念。先不論它的違法本質，這種“我為了你爭取權利因此有權剝奪你的權利和利益”的想法是相當危險的，與專制無異!它顛覆了香港一向行之有效的，以尊重別人權利為基礎的游行示威自由。肆無忌憚的建立路障以阻止警察清場，阻礙政府人員上班，暴力攻擊警察，已經與其他地方推翻政府的行為相似。
第二，運動變成不受領導和指揮，邁向無政府主義的暴民政治。香港有作家以“木馬屠城”病毒來比喻已“植入”反抗意識的人，他們會反抗一切權威包括運動組織者，可謂一針見血!教科書上的學術概念包括“公民自主”，“直接民主”，原來只是烏托邦式的美好想象，一旦落實到欠缺責任感的群眾，或被搞事者乘虛而入，即馬上失控，一發不可收拾。
最令人痛心的，是香港已進入“文革時代”，讓政治破壞各種人際關系。這在香港人從來沒有那么接近普選的今天發生，實在令人悲憤莫名!有人以示威者的和平理性，力證香港不是“經歷文革”。但占領人士的和平不能掩蓋癱瘓社會的本質，對受影響市民麻木不仁實在是更可怕的暴力。至于中學生罷課，有中學校長竟以全民投票決定取消升旗禮等事例，都顯示了盲目反抗權威，有權力人士違背原則，屈服于群眾壓力的“文革現象”越來越普遍。至于朋友家庭之間/社交網絡因討論占領行動而爭吵，抹黑，互扣帽子，更是俯拾即是。
是與非，黑與白，在這個以法治著稱，鄧小平揚言要復制多個的東方之珠，正變得模糊難辨。
也許正如托克維爾所說，這一切源于對“民主”一詞的混亂概念。香港要為這個“好東西”付出多少撕裂的代價?這個既有社會運動的激情又有“公民抗命”的不妥協特質的騷亂究竟把香港帶到何處？托克維爾所說的“煽動家”，在香港不止一個，也不止三個，但這是他們不能回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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