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正在開四中全會研究依法治國，思想界搞“法治”與人民民主專政之爭，香港爭“真民主”違法“占中”已二十多天，習近平參加祭孔與關于中國傳統的講話，都是圍繞著四中全會的一場博弈。這場博弈結果能不能在四中全會上揭曉，過兩天就可以知道。不過，會上的東西要成為現實的東西，還須要實踐;要看四中全會能否解決好香港非法“占中”問題。
我是依理依法做事的。但是，并不迷信法律。我相信馬克思主義，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統治階級不同的法。新中國建立后，國民黨立的法就被廢除，絕不會再以中華民國的法律治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鄧小平搞改革，毛澤東時代的黨章憲法就要修改，不再完全依改革前的法治國。由此看來，“依法治國”首先有一個是什么法、什么國的問題。
我多次說，革命、改革，都是違法的，這是同義語。前幾天，有人否定這種認識，在談依法治國中，說以后的改革要在法制下進行，大概是先立法后改革。這看來形式上不違法，但實質上，原來那個不利于改革的法，還是不會用來治國，也要改的;再說，先立法后改革，是認識先于實踐，不說它在認識上是唯心主義，就實踐而言，中國改革以來，立了那么多的法，很多都成為空文，所以，四中全會研究依法治國，核心問題，就是要解決有法必依。但是，許多事實已經證明，沒有根據的拍腦殼出來法，無論怎么強調，強制，也常常行不通。
既然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那末，自然免不了要產生一個問題，這就是，被統治階級的意志又如何才能表現出來?實踐的回答是，被統治階級的意志如果沒有表達的渠道，就會以非法的形式表現出來，對抗就不可避免。這時候，依法治國直接表現為激烈的政治斗爭，結果是一個階級勝利了，一個階級失敗了;原來的法還能不能繼續用來治國，要看統治者能否在斗爭中獲得勝利。
美國的政治家比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更懂得“馬克思主義”些，他們發明了“顏色革命”、“花兒革命”，教唆被統治者用“非法立國”來斗垮現在統治者的“依法治國”，或曰用“民主”來對抗“專政”。香港“占中”就是這樣的斗爭，核心籌劃者要的是“港獨”，而不是表面上喊的“民主”。有人說，香港“占中”是要“真民主”，是嗎?那么，“反占中”的人的民主還要不要?所以，還是毛澤東說的對，沒有什么“真民主”“假民主”，只有什么階級的民主。民主就是階級斗爭，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
無產階級執政時間很短，說句左翼不愿意聽的話：依法治國有許多方面還得向資產階級學習。聚議圈可以說是最早關注四中全會的十幾個網民，我們沒有對四中全會高談闊論，只提出一件具體的事，恢復罷工權入憲。這件事在中國，首先是毛澤東主席提出來的，他說：“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我們在9月12日的25人上書和9月27日的95人上書中，都引了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官方網站的審查人可能沒有感到這個問題太敏感，或者就是不懂得，毛主席這句話就是關于依法治國的重要指示，是四中全會必須學習思考的馬克思主義的依法治國觀點。無產階級專政下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方面，不就是要解決好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嗎?給工人罷工權，是給工人以民主權利，來“同這個國家的官僚主義弊病，同它的錯誤和缺點，同資本家力圖逃避國家監督的階級野心等等作斗爭，來鞏固無產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列寧)這就是通過法律授予工人群眾治理國家的法權。
須要指出，這兩封信都通過快件專遞寄交政治局和習近平，但是至今沒有回信，不知道交到誰的手里，如何處理。人民群眾對于向黨中央提出關于制度建設的信，竟然不按信訪條例告知處理情況，中央機關就有一個依法辦事的問題!這應當是四中全會研究依法治國須要解決的問題，怎么能夠保障人民與領導人零距離，至少不被阻隔。應該看到，各地發生的鬧事事件，大多是不讓人說話、或者言路不暢的結果。
聚議圈發了多篇文章，幾次講道：“資本主義國家在歷史上一個很長的時期，法律都規定罷工為非法，要受法律的懲罰，然而無濟于事，罷工還是不斷發生，使資本主義社會愈來愈不穩定，這才承認罷工合法，承認了‘勞動三權’。整個資本主義罷工史說明什么呢?”恩格斯指出，在社會分裂為階級，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后，“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力量就是國家，民主。資產階級積幾百年治國之經驗，深知必須給被統治的絕大多數人表現他們意見的地方，他們現在已經嫻熟地利用言論、結社、集會、游行、示威、罷工自由等形式民主，使民意能經常地宣泄而不至堵塞最終造成堤防崩潰。列寧、毛澤東之所以是革命導師，就在于他們不僅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之精髓，而且繼承了人類社會的歷史經驗，言論、結社、集會、游行、示威、罷工自由等這些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利用來幫助無產階級學習民主管理國家。我們在上書中，向中央領導人重提列寧、毛澤東關于罷工的指示，不知道看見了沒有，懂得沒有?
現在，香港非法“占中”，考驗著黨和政府。有一句流行語是“新常態”。香港數以萬計的“群體事件”，在內地也屢見不鮮，只是規模較小，持續時間較短，不像“占中”那樣有很高的目的性組織性。但是，應當看到這是階級社會的總趨勢;如果四中全會對此熟視無睹，不認真考慮，極可能要在全國泛濫成災，不可收拾。所以，黨中央應該理解我們提出回復罷工權入憲對依法治國的意義，切實實行憲法第三十五條，使人民群眾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自不要非法化造成破壞性結果，而要合法化起到建設性作用。
我同意、也認為“占中”者也不會否認，香港“占中”是非法的，是以破壞現在秩序來迫使當局滿足他們的要求。本與四中全會無關，但是事情發生在四中全會開會期間，這種非法的“占中”，就成為對中共中央依法治國的挑戰。
香港的非法“占中”長時間不能解決，已經說明了“法”決不是精英們所說的那樣至高無上，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常常會是“法不制眾”。如果這件事在四中全會不研究，會后也沒有解決香港的非法“占中”，那末，四中全會就失敗了，現在黨和政府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就會被懷疑。
我認為，香港非法“占中”與四中全會的博弈，比理論界的民主法制與人民民主專政的博弈，現實得多，直接得多，黨可以回避理論界的爭論，但無法回避香港非法“占中”對黨“依法治國”的挑戰。希望黨中央現在能夠理解我們提出恢復罷工權入憲，理解毛澤東為什么要提出罷工自由寫進憲法的意義。這不是簡單地入憲，而是切切實實的依法治國問題，即如何解決好國家、企業和群眾的矛盾，把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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