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話是毛澤東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里說的，毛澤東很有信心，美國不跟我們建交，不讓我們進聯合國，那么好吧，我們也不急;“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干凈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也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了。”
也就是說，美國的“希望”會落空的。
事實怎樣呢?美國的“希望”并沒有完全落空，這是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看錯了嗎?也不是。毛澤東的判斷是建立在理論、道路、制度自信的基礎上的，是建立在理論、道路、制度的延續性前提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不發生顛覆性錯誤之上的。1989年我們就出過亂子。
需要懂得的是，美國人的“希望”，從來就不是只停留在心理上，是有著實實在在的行動的，雖說并不一定大張旗鼓地宣揚，甚至還會努力地加以掩飾。今年9月下旬以來，香港出亂子了。而且，這不是香港回歸以來第一次出亂子。
出亂子，在現在的國內話語中，有一個替代詞：出事。
美國人當然不是僅僅要我們出事，他們有長遠的戰略考慮，通過局部出事讓中國整體出事，以某種他們想要的方式納入到他們的體系之中去。他們的戰略構想，在蘇聯實現過，在以前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不少國家實現過。
但是，在中國沒有完全實現。這是讓他們很不爽的地方。因為在中國，毛澤東早就說過，出了事，沒什么大不了的，天塌不下來。所以，天也就還是在那，沒塌下來。
但是，原因還是要找的，外因很明顯，那么內因呢?針對1956年中國的出事(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社員退社，雖然是少數地方)，毛澤東找到的原因之一是，我們自己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問題。
其實，毛澤東要找外部原因是很好找的，年初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給國際共運帶來了極大的沖擊，西方世界以此大做文章，下半年則是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要圖省事，推到外部原因上去就可以了。
那么，外部因素構不構成原因呢?當然有影響，但是看問題要分清主次，找到根本癥結所在。找到根本原因了，就要解決問題。1957年的整風，反對官僚主義就是一項主要內容;反對官僚主義，也是有效地消除外部因素影響的重要手段。
大陸這些年也出了一些事，大的小的，都有;波及面廣的窄的，都有。如果只是為了防止出事而采取措施，不能說沒有效果，短期效果是有的，那從長遠看呢?我想還是要采用毛澤東主席使用的方法，找出問題之所源，對癥下藥。
只有這樣，才能讓美國人的希望永遠停留在心理層面上;美國人的心理失衡已經到那個份上了，我們可以再推一把，看他們的總統還會說出什么樣的話來;只要講辯證法，統籌兼顧，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推力。
我想，對于香港的“出事”，亦當如此去認識。香港出事的癥結，與“投票民主”無關，它只是一個噱頭。“一國兩制”方針不用去變，“港人治港”不用去變，什么樣的港人是可以解釋的;“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這仍然是香港社會治理的目標，怎樣才是“香港的繁榮”是可以解釋的，如何才能保持香港的穩定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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