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宇：也談談“階級斗爭”

也談談“階級斗爭”

求宇 

最近，談論“階級斗爭”成了熱門話題，源起是《紅旗文稿》2014年第18期頭條推出的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的文章《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中提到“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處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

本來，王院長說的是很客觀的話，可實在沒想到，該文一出，立時遭到大批反共“公知”、“大V”和吃黨飯干反黨事的中央黨校等處的某些人的圍攻，在鋪天蓋地的討伐聲中，充滿了對王偉光的人格污蔑與人身威脅，比如叫囂王偉光會“死得很慘”、“應該絞刑”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王占陽竟因此文要求中紀委對王偉光進行治罪，中央黨校主辦的刊物《學習時報》9月29日公然發表一位主張實行“憲政”推翻共產黨領導、努力替胡趙翻案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的反共學者韓剛的誹謗文章《最根本的撥亂反正是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真是陰風陣陣，山雨欲來風滿樓。

在反共文人的“狂轟濫炸”中，一大批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正義人士，自覺加入到聲援王偉光、理性分析“階級斗爭”、反擊反共分子的猖狂圍攻的行列中來，寫出了大量有分量有說服力的好文章，如遼陽先生的《誰在害怕人民民主專政？》、昆侖巖的《重提階級斗爭有認識論上的積極意義》、寒江釣雪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刺激了誰的神經？》、孫錫良的《請不要把“斗爭”擴大為“戰爭”》、王璇璣的《王偉光VS童之偉等公知，究竟誰是剝削階級代言人？》、惲仁祥的《堅決支持王偉光同志“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立場 》、趙磊的《階級斗爭的5個誤區》等等。這些文章，使人們更加明白了階級斗爭確實存在，反共分子否定階級斗爭的存在，阻止人們談論階級斗爭，是別有用心。

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不是嗎？

政治、經濟、軍事、理論、文化、科技，等等，哪個領域沒有階級斗爭？

政治上，有人要搞資產階級的憲政，企圖以此取代人民民主專政；

經濟上，有人走資本主義道路，大搞私有化，造成巨大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

軍事上，腐敗早已深入這片凈土，貪腐成風，竟然有貪污一億六千萬元人民幣、包養五名情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還有官至總后勤部基建營房部部長的谷俊山和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徐才厚，等等。

法制上，警察刑訊逼供制造冤案，檢察官玩忽職守不履行職責，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徇私枉法，十分普遍；

理論上，歷史虛無主義盛行，大量妖魔化黨史、偉人和英模；

文化上，《色戒》、《歸來》等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影片紛紛出籠，莫言、張賢亮等反共流氓文人受到主流追捧，周立波在晚會上為“剝削”邀功；

科技上，科研人員暗中非法流出轉基因作物種子到民間，造成大量轉基因水稻濫種的事實。

…………

鐵的事實，輕易擊破反共分子的無恥讕言。

這么多年來，一些人懼怕提階級斗爭，進而炮制出什么“和諧社會”的“理論”來進行吹捧并推行，這贏得了不少當年被打成地富反壞右分子的人的歡呼?？墒?，否定階級斗爭，不抓階級斗爭，用虛假的“和諧社會”來粉飾太平，帶來了什么樣的一個結果呢？

社會愈加不穩定，民間上訪潮洶涌，政府維穩經費超過軍費；

黑惡勢力猖獗，黃賭毒盛行，大量婦女兒童被拐賣，乞丐滿街；

正氣不升，邪氣沖天。公安人員去農村營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還得偷偷地進行，不然，不僅救不到人，自己還會有危險；

道德嚴重滑坡，碰瓷的比比皆是，扶起倒地的老太太，常常有被訛詐的隱憂……

請問，難道這些就是“和諧社會”所要達到的結果嗎？如果不是，那現實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某些人刻意回避階級斗爭，不允許抓階級斗爭的結果。

在眾多反“階級斗爭”的文章中，筆者驚奇地看到：

曾在去年寫出批新自由主義和共濟會的《我對國家未來既樂觀又憂慮》的好文章的全國政協委員何新，也加入到批判“階級斗爭”的行列中來，寫出了《重彈“階級斗爭”老調將撕裂社會，葬送改革開放》的文章。

《我對國家未來既樂觀又憂慮》一文是何新在2013年3月6日下午小組會上的發言提綱。他在該文中，講了許多大膽地批判現實的話，十分精彩，深得左翼人士的認同，可是，同一個他，如今卻寫出了另一篇調子截然相反的文章，這種反差不能不令人驚訝。他發表在其新浪博客的文章《重彈“階級斗爭”老調將撕裂社會，葬送改革開放》，完全是一篇罔顧事實、溜須拍馬、荒唐無比的文章，需要批判的地方實在太多了，筆者不想在此文中展開來談，只在篇末附上他兩篇反差很大的文章的摘要，供大家分析、評判。

階級斗爭，本來是社會的客觀存在，有人偏要否定它的存在，其原因，正是這些人心里有鬼：他們已經腐化變質了，融入資產階級陣營了，蛻變成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了，要與人民為敵了，所以，他們害怕人民起來同他們作斗爭，因而自然不允許人們提階級斗爭。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該關注一下究竟哪些人在反對提階級斗爭，看這些人到底要跳多高，要走多遠。俗話說邪不壓正，只要我們是正義的，那么勝利終究會屬于我們！

2014.10.4

附錄：

何新兩篇文章的摘要：

《我對國家未來既樂觀又憂慮》（摘要）

何新 2014-3-6

（參見http://www.guancha.cn/HeXin/2013_03_17_132405.shtml）

我對政府工作報告有看法。我又要唱點反調。當前我國經濟處在發生危險的邊緣。許多群眾不滿。群體事件不斷。老百姓有許多意見，我實時收集了一下政府工作報告直播時的網絡評論，在比較自由開放的公開論壇上，盡管不斷被刪除，但是負面的聲音遠遠大過正面的評論。

有人說，通過三十年的改革和積累，近年國家外匯儲備充足，國家有相當經濟實力，國家機器的強大也能夠在一定條件下維持社會基本穩定。還有人樂觀預測，到2020年中國GDP達到多少，2050年GDP達到多少，這些話可聽可不聽。問題是那時候的中國和世界是不是還會是現在這個樣子？過去的十年、二十多年已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當時的世界第二超級大國蘇聯今天還存在嗎？ 

如果考慮到未來內外變局紛繁，存在諸多變數和難以預測的因素，包括：目前通貨膨脹形勢非常嚴峻（遠遠高于官方估計），社會中下層生計存在困難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城鄉中存在巨大的失業、無業以及不穩定短期就業的人口（失業人數被嚴重低估）；近五年來發生網絡輿論革命。傳統的輿論和媒體掌控方式在新媒體時代已經失效（電影《雷鋒》收看率近乎零就是實例）。加之民眾中充滿對黨和國家不信任以及失望、抱怨的情緒。邊疆分裂勢力活動十分猖獗。以釣魚島、朝鮮為誘餌，存在爆發戰爭的可能性，等等。以上諸多不利、不穩定的因素，均有極大可能導致在未來的5——10年間爆發不測事件，從而改變中國歷史的走向。對此不可掉以輕心。

我非共產黨人，有一個話本來不應當由我說。但我個人認為，當今在政治上最嚴重的問題甚至并非腐敗問題，而是黨不管黨，政府不治國的問題。 

這個問題發生的根源是由于兩個因素：第一是近年來不恰當地強調黨政分家，黨不理政。第二是政治改革的方向被錯誤理念和輿論所誤導和綁架。  

現在自由派所鼓吹的所謂“政治改革”，所有說教歸結于一點，其實無非就是勸說共產黨準備主動退出中國政治舞臺，勸說共產黨交出執政權力和軍隊（這是“軍隊國家化”論的實質），然后把政權交給所謂公民們的選票——“還政于民”，通過選票把權力交給大陸的“民進黨”——民主黨、自由黨或其他新政黨。 

所謂的軍隊國家化，實質無非就是共產黨把軍委撤銷，交出軍隊。所以政改問題的最終實質就是，你共產黨究竟要不要交權？要不要交出軍隊，交出國家？ 

當今所有問題，環境問題，腐敗問題，人口問題，轉基因問題，根本問題就是黨的失職，政府的失職，黨不管黨，政府不理政。恰恰不是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政府職能轉換不夠，不是政府應當進一步退出市場。為什么政府面對諸多重大復雜的具體國民經濟問題放手不管？包括食品安全衛生問題、空氣污染問題，飲水污染和毒化問題，野蠻拆遷問題，城管橫暴執法問題，也包括大量的富人、貪官外逃，資產外流幾千億問題，以及物價飛漲的問題，等等。 

執政者天天講政府放棄職能不要介入市場，而要把這些問題的解決統統交給市場——市場能解決嗎？解決得了嗎？市場的原則就是優勝劣敗，兩極分化。唯金錢至上，利潤第一。所以才發生這些問題。讓市場發展自發解決這些問題，不是飲鴆止渴嗎？這些問題不是發展中的問題，而是決策者世局判斷有誤，對發展方向和道路選擇有誤的問題。繼續這樣走下去，必將把中國引向一條危亂之路。

《重彈“階級斗爭”老調將撕裂社會，葬送改革開放》（摘要）

何新  2014-09-28   

（參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v1u3.html）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關于社會的階級分析、以階級斗爭為綱(簡稱“階斗論”)以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至于“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理論。

文革的基本目標是反修防修。“修”即修正主義，就是試圖變更、改變上述毛澤東“階斗”理論的政治路線。而所謂修正主義者，即試圖改變毛澤東階斗路線的政治代表人物，文革前被認為是劉少奇，文革中是林彪、陳伯達，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時代是鄧小平(他們也確有此心，并不冤枉)。

中共11屆3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將中共的工作重心由以“階級斗爭為綱”(即“階斗論”)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鄧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對毛澤東基本路線原教旨的最重大“修正”，也是鄧小平以來改革開放路線的根本基礎。

鄧小平1975年提出"三項指示"為綱，就是要修正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

事實上，西方自由主義的許多思想內容是重要的、有意義的思想資源，對于改革開放也并非完全沒有起過積極的作用。

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改革和對外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70年代末國人所憧憬的所謂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與科技的現代化)目標，現在都基本實現。中國經濟各項指標都已經實現“超英趕美”(1958年毛澤東提出的目標)。在物質生產領域，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產出的第一大國，GDP的第二大國。

當前，中國的未來是沿著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路向繼續前進(這個方向已經受到中國相當多數百姓的反對)，還是回歸傳統馬克思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路向(這個方向有可能導致重蹈第二次文化革命以及極左路線的回歸)，再次成為當前的政治理論辯論的焦點。這兩種思潮的泛起和交鋒，都直接關系當今及未來中國權力、資源與財產的重新分配問題。

但是，這兩條舊路都走不通。中國必須找到第三條道路。

這第三道路，就是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復興中華民族之路。

關于“階級斗爭”問題，列寧還有這樣的定義：“什么是階級斗爭?這就是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斗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斗爭,雇傭工人或無產者反對私有主或資產階級的斗爭。”

但是，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來掀起新的階級斗爭——則中國社會必將再度被撕裂，經濟發展進程將中斷，中國將發生新的內戰和革命。這是禍國殃民之論。

流氓無產階級具有強烈的反社會性和破壞性。認為無產階級應當成為中國社會的領導階級，這種論斷不合時宜。

現在少數極左分子仍要為文革翻案，甚至鼓吹發動第二次文革。

然而文革的理論目標是完全錯誤的。文革的指導理論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路線”，核心目標是“反修防修”。

究竟什么是“修”?50—60年代以來，劉少奇鄧小平主張緩和國內階級矛盾、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的劉鄧路線，曾經被毛澤東認為就是“修”，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已經證明，劉鄧的修正主義路線實質就是改革開放路線，是對毛澤東以階級斗爭為綱撕裂社會的斗爭路線的修正——這種修正是完全必要的、是推動歷史進步的、是真正的革命運動。

90年代鄧小平提出對于意識形態問題的“不爭論”的方針。

不爭論，就是回避意識形態的爭論，從而避免由此導致嚴重的政治斗爭和社會分裂。這一方針大智若愚，極其英明。不如此，就不會有近三十年來中國的進步和經濟發展。

繼續避免陷入和糾纏于錯綜復雜、永遠難以理清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路線爭論，以至使社會再度分派、分階級而陷入嚴重分裂，在今天也仍然是明智的方針。

當今中國仍應堅持鄧小平的務實方針。

社會中有什么問題，就應當解決什么問題，但是不要用意識形態的虛擬政治帽子去上綱上線(什么反動啊，什么反革命啊等等)，更不要隨意戴什么階級帽子。

任何國家的國內外，都會有反社會分子和集團，都會有敵對勢力。國家機器有維護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對之進行暴力鎮壓的權力和職能。但是對這種反社會勢力打擊就打擊，鎮壓就鎮壓，不必援引疑義紛紜的意識形態去戴什么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帽子。

用說不清的階級性給思想貼標簽，例如說孔子代表什么封建地主思想，康德黑格爾是資產階級思想之類階斗論的說法，這是30年前的笑話，現在老調重彈不僅嚇不倒誰，而且顯得更加滑稽荒謬。

共產黨可以搞資本主義。共產黨與資本主義是可以調和的，不是你死我活的對立關系。(詳論見何新的《新國家主義經濟學》、《奮斗與思考》)。

我認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過時的口號。讓現實中的無產階級(無業流民)對全社會實行專政既是不可能的，也極其荒謬。應該充分發展人民民主，僅僅對少數反社會的恐怖分子、各種犯罪分子包括腐敗分子和破壞國家安全的敵對分子實行專政。

走向民族復興必須”團結全社會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國家是全體人民的國家，不是僅僅由任何一個階級壟斷權力的國家。國家對公民利益應當一體公平維護，依法行政，不應區別違法者的地位、階級和身份。

古今中外社會中的階級矛盾確實存在。但政治路線不能以階級斗爭為綱。中國今天需要倡導階級合作而不是煽動階級斗爭。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需要全中國各個區域、各個階級的和諧合作，共同奮斗——這也正是18大以來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所倡導的“中國夢”。

在這個時期，重彈過時的“階級斗爭論”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論”，會召喚各種反社會力量和對改革開放不滿的力量（包括流氓無產階級），在反對國內外資產階級以及進行新階級斗爭的名義下集結起來，否定30年來的改革開放事業。這種老調，實際是對11屆3中全會以來中共改革開放路線的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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