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在網上瞥見標題時一閃而過，并未打開細讀。覺得，從標題看，文章雖然傾向明朗，但不夠鮮明有力，氣勢不足，與“不改旗易幟”，與被美國人扇耳光后“斗則兩傷，合則雙贏”的提醒和表白一樣，屬自我表白性的、辯解型的，是退讓型的，氣勢不夠，底氣不足。與毛澤東主席當年“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與尼克松紆尊降貴訪華，中美發表震動世界的公報依然旗幟鮮明堅持反帝立場，真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語了。“‘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那是何等的自信啊!曾幾何時，“普世”成為霸權話語，階級和階級斗爭居然變成了敏感禁區!“不改旗易幟”，軟綿綿的，有氣無力。對這類文章，一直沒有拜讀的興趣。
然而，王偉光這篇標準的體制文章，居然遭到了聲勢浩大的圍剿，黑云壓城全國共討，世人皆越殺，簡直非吊死不足以謝天下了。
這就是意識形態的現狀。
司馬南寫文章論這一現象，說的很清楚：
向來行事低調的學者型干部， 即使做到社科院院長也很少被媒體關注的王偉光先生兩天來爆得大名。
網上熱詞搜索中預先嵌入了王偉光，與安徽女大學生裸體測體能，與劉鐵男家某人失去自由，與平定縣委書記被雙開……花里胡哨的新聞排在一起。
不知道王偉光先生是感到慶幸，還是有些委屈，或者莫名其妙 。
司馬的文章是從學理的角度進行論辯，很有說服力。
但屁股決定腦袋，右翼公知是理性的問題嗎?
這里想補充幾點，說說王偉光遭圍剿現象的啟示。
一，右翼圍剿王偉光是買辦階級自覺組織的爭奪輿論陣地行動。
王偉光是體制人物，文章未約體制雷池一步，為什么會遭到右翼的聲勢浩大的圍剿呢?
網絡上，比王偉光尖銳百倍的多的是，他們為什么未能享受這一待遇呢?
就因為王偉光是社科院長!
輿論陣地，是階級斗爭的主陣地，經過30多年的經營，他們早居于主導地位。他們的領地，他們有自己的布局，自己的底線。
根據目前階級力量的對比，理論陣地他們還不能一元獨霸，體制、右翼與左翼三股力量并存，但不是鼎立。體制代表現在時，他們代表未來時，或打左燈向右轉，或不打燈、打右燈向右轉，掌控話語權。左翼，封殺不了，也不必完全封殺，網絡上給留一隅，就像個喘氣孔，讓他們能夠呼吸宣泄，做做“偉大復興”夢，有比無好。但他們是有底線的，重慶事件時烏有和旗幟太猖獗，就必須斬釘截鐵封掉，毫不猶豫。
但紙質官媒則必須是一家之言，《中流》和《真理的追求》是眼里的沙子，“言論自由”得毫不容情地給剝奪掉。與《炎黃》和《南方》不同，一家子與兩家人，是兩回事嘛。
意識形態要津，決不允許左翼插手，那是底線。《讀書》是精英的傳統陣地，有段時間表現出新左傾向，盡管汪輝并不承認自己是新左，但也不能容忍。傾向為何?用錢理群的話說，也不過是“《讀書》這11年來，最大的貢獻恐怕就是對現實的關注和參與，它為我們解決現實問題提供了思考和很好的論爭。但我覺得這次換主編的事件，可能會使得我們失去這個討論的平臺。”不過如此而已。但因為與右翼主流未能 “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所以非得換帥不可。“中流”“旗幟”雖然可惡，但那是室外飛塵;而《讀書》，卻是眼里的沙子，好像自家營壘的反叛，不能容忍。
讀書換帥是右翼高層的自覺策劃的，王偉光的圍剿更是如此。
在他們的布局中，炎黃、南方這些灘頭陣地必須固守，中央黨校、社科院、央視這些要津不能大權旁落，社科院，一個陳奎元應就夠他們惱火的，畢竟是副職，一個“唱紅打黑”的院長，自然超過了他們的容忍限度，必須抓住時機給點顏色看看。
二，圍剿事件顯示了右翼買辦勢力左右輿論的能力。意識形態全面失陷，撥亂反正必須下決心從根本處著手。
80年代右翼買辦一元獨霸的時代宣告結束。毛澤東熱持續升溫，泛左力量不斷擴大。左右平衡額問題，開始提上議事日程。平衡云云，并非左右對等。在“姓資”與“跟著美國走”方面，五十步與一百步、現在時與未來時方面是大同，而姓社姓資的區別絕不是小異。《中流》與《炎黃》的不同命運，根子就在這里。紀念毛澤東與紀念鄧小平，怎么能一視同仁。
30多年來，右翼買辦始終掌控著中國的話語權，引領著改開前進的方向。與體制鬧鬧別扭，踩踩紅線走走鋼絲，玩玩婦姑勃溪打情罵俏都無大礙，南方系倚仗奧巴馬的腰子公然藐視體制，不也如此嗎?并非膽大妄為，是在根基深厚。美國大老板、體制內極右勢力和買辦階級雄厚階級基礎，有這三股勢力做后盾，盡可以藐視一切為所欲為，誰也奈何不得。
對他們的“不保持一致”，體制時想約束，但收效甚微。不敢發動群眾、發展左翼力量，單靠管理，是蒼白無力的，改變不了他們越來越猖獗的態勢。
先是居高臨下地扶持，后來則彼此彼此，再后來則客主易位——這早已是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后體制與自由派關系變化的普世規律。中國決心“斷腕”，在向這條道上疾駛。
右翼掌控著輿論，網路搞誰不搞誰與怎么搞，買辦勢力隨時可以可以興風作浪。這次圍剿王偉光的風浪，就是明證。改開深化到葉利欽上臺和齊奧塞斯庫倒霉之際的火候，那時候，一個狂濤巨浪，就能夠顛覆整個國家了。
意識形態全面陷落，買辦勢力主導輿論。這一現狀嚴峻可拍。有賴毛澤東的遺澤，靠著左翼和大眾在重重壓抑下自發的抗爭，買辦勢力才未能如愿以償地，實現顏色革命，大卸八塊中國。
草根與精英意識形態的對峙，是時下中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生死斗爭的主要形式。
三，圍剿事件是阻擊戰，也是殺雞給猴看。
十八大以來，經濟上以“混改”為標志持續向右，以斷腕決心堅持走私有化殖民化道路不動搖。但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出一些整肅亂象之勢。對此，右翼很不爽，耿耿于懷，高度警惕拭目以待，一面也不失時機地給造點麻煩，在有利方面積極進攻，比如配合混改變本加厲推銷新自由主義，有些方面則以攻為守。圍剿王偉光，就是顯示力量的一場戰役。
什么“原則”之類，大家都心知肚明，需要的時候講講而已，黑貓白貓策略需要，無需也不必認真。草民左翼，嚷嚷讓他們嚷嚷好了，如果要津位置有誰書生氣了，給你棒槌你當作針了，那就超出他們的容忍界限了。
社科院院長認真講人民民主專政，多年來還是第一次，這事固不能容忍，其苗頭，尤其值得警惕，必須給胡大大一點那顏色看看，使他知難而退。使體制約束約束，使彼等知道好歹，知道講話的分寸。以往整治網路大V，也都從刑事角度入手，不都是蓄意回避政治嗎?犯糊涂，就得不換思想就換人。如果高層執迷不悟，他們也好與美國主子商量，有個戰略準備。
附：憲之：《讀書》的“毛”與“皮”
《讀書》換首，左右關注。奇怪的是，被斬之“首”卻不承認自己“新左”。這一事件本身與當事者的態度，都頗有意味，值得一讀。
知識階層的身份有一種天生的曖昧。自己是階級的“一翼”，是“毛”，總是依附一定的“皮”，但他們又總是不愿承認，愛標榜“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即如“一部分”云云，早已隨著“老板”的占盡風光和“領導階級”被“買斷工齡”而露盡尷尬。“貴族”、“中產階級”、“小資白領”、“體面”、“上流社會” 等等，早已成了他們新身份的標志，連博導都已“老板”了，誰還愿意甘居“包身工”“窯奴”的“一部分”!昔日的面紗與時俱進，如今早就成妨礙顯示身份的障礙了。至于“主流經濟學家”，則毫不掩飾地為暴發戶“幫忙”“幫閑”，同時自己也變成暴發戶的“一部分”——“圖窮匕見”之后， “自由知識分子”就露出廬山真面目了。
中國知識分子經歷了兩次歷史性的轉折：從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開始前赴后繼地探索救國拯民的道路，從五四到直到“專制集權”時期，他們總的趨勢是向左，革命，“與工農相結合”，皈依大眾。“轉型”之后， “告別革命”， 向右，皈依強勢階級，則成了總的傾向。
遺憾的是，歷史永遠不會按照權勢者的意愿“終結”，隨著貧富兩極迅速分化，知識階層也不會老是附在暴發戶一張“皮”上。“新左”話語的出現，就標志著右翼一元獨霸的局面結束了，“鐵三角”不允許別人做任何反思爭論的時代，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無論“老左”或是和“新左” ，總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人在生活的“啟蒙”下反思，越來越多的人走近馬克思和毛澤東。
越來越多的“老家伙”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知識精英不斷有人拍案而起;“毛左”對資改的質疑，獲得越來越多的中青年理解和支持; 越來越多的“白領”和“海龜”，從“主流”遮蔽蒙昧中清醒過來，質疑反思資改，開始關注大眾和國家民族的命運。
鐵三角依然主流，壟斷著話語霸權;不過他們控制不了網絡，這個無法扼殺的“四大”，令他們苦惱頭疼。“郎旋風”“物權法爭論”等，都使他們耿耿于懷。久盛不衰的“毛澤東熱”更是讓他們惱火，他們對毛澤東的妖魔化越是升級，大眾中的毛澤東熱則越是升溫。人民是不能永久蒙蔽的。
不過，這并不能影響他們的 “主流”地位，經濟上一路“公退私進”“中退外進”，意識形態方面幾次受挫，但總體上還是 “與時俱進”，“冰點”之類小挫似乎更提高了他們在跨國老板方面的聲價，增強了他們永不動搖的信心。或全面“走向共和”，或異峰“崛起”;“冰點”未化， “新編歷史教科書”崢嶸兀出;“拐點”還在深化，“民主社會主義”旗幟早又高張……如此輾轉推進一路凱歌，他們怎能容忍本該屬于“自由主義”領地的不諧和音!什么拉美道路、亞洲金融危機、三農問題、效益公平之類，實在刺耳。“中流”“旗幟”雖然可惡，但那是室外飛塵;而《讀書》，卻是眼里的沙子，好像自家營壘的反叛——怎能容忍!加之，指掌之內，力所能及，足可翻云覆雨。于是，“改制換首”，也就順理成章了。如果說，《中流》的“改制”，出自宏觀大“體制”;那么，《讀書》之“改制”，似乎更是出自知識精英霸權小“體制”的“民主”霸道運作。
霸權多年，天之驕子，暴發戶的特色就是霸道小器。他們只允許自己“吐痰”、“冰棍”、“快賣賣光”、MBO，允許暴發戶們打著改革的旗號進行最瘋狂最卑鄙的掠奪，只允許大眾老老實實地“付出改革成本”，不容許別人半點爭論。否則，就是就是極左，就是破壞改革。相形之下， “新左”則顯得天真軟弱。
與“體制”保持“完全一致”，卻為“主流”不容，“一致”卻未“和諧”，亦復可嘆!
可汪暉不承認自己“新左”：“從理論上看，批判的知識分子關注資本與權力、市場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分析兩者在現實進程中的實際關系” “ 我一直不同意’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這個兩分法，這個說法是誤導性的。我認為這場爭論是批判的知識分子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爭論。自由主義的左翼如果不被這個思潮所裹脅，也就可能對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批判和抵制。”
右翼的代表人物的借口則十分虛偽。袁偉時說：“做刊物的編輯，就應該采取價值中立，讓每一派都發出各種聲音，但汪暉卻違背了這個起碼的編輯應有的道德。”。——你們壟斷著話語霸權，什么時候讓別人“發出聲音”了!《讀書》不就是因為發了不多幾分之一的“新左”聲音，你們就不能容忍了嗎?
錢理群將《讀書》換帥與《冰點》事件相提并論，它可惜：“《讀書》這11年來，最大的貢獻恐怕就是對現實的關注和參與，它為我們解決現實問題提供了思考和很好的論爭。但我覺得這次換主編的事件，可能會使得我們失去這個討論的平臺。”老先生也與時俱進地觀察思考，誠懇與天真兼具。一個霸權壟斷，氣壯如牛，高歌猛進;一個叨陪末座，趔趄囁嚅，還不夠 “一元”——左右開弓不妥。
一位自稱“對于政治，我毫無疑問站在自由右派一邊”的網友的看法倒是意味深長，雖然不贊同他的立場。他說：“ 所以我認為，新左派在市場經濟的批判方面，歪打正著，構成對自由主義的批評。而在政治自由方面，新左派下降到匍匐到血染的土地上，以帝王師或者幕僚的姿態，冒充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自由右派，對于歷史大潮可出可入，而新左派為了批判市場經濟推動改革，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去了，結果被現實政治所俘獲。應該說自由右派下半身陷入歷史泥潭，上半身還是自由的。而新左派相反，下半身自由的，而上半身全部陷入歷史泥潭。在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的“不幸婚姻方面”，新左派構成了自由主義內部的自我批評。對于市場經濟的批判，我站在比較政治成熟的新左派，很遺憾地看到市場烏托邦空想主義與中國的一次失之交臂。對于政治，我毫無疑問站在自由右派一邊。”“現在有了賣淫的經濟自由，卻沒有投票的政治自由。”這位“自由右派”比袁偉時坦誠。(《<讀書>換帥是“去改革化”的一個里程碑》)
《讀書》定位的曖昧耐人尋味。
見“新自由”行情看跌，《大國崛起》就摸起了羅斯福和凱恩斯的“石頭”，而《炎黃春秋》則豎起“民主社會主義”的大旗?？吹饺绱诉@般不動搖，馬克思笑了——
哈耶克與凱恩斯，看不見的手與政府干預，自由與壟斷，先富起來與公平市場，戈爾巴喬夫的“市場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葉利欽“休克”暴政與普京“新政”，工黨與保守黨或社會民主黨，克林頓與布什父子……我不看招牌，只看根本：只要你維持雇傭勞動制度，那都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特征就是血汗工廠、包身工和黑窯奴工，就是權錢聯姻，“轉型”成跨國壟斷不過是妄想，還是先補補“奴隸貿易”的課吧!
中國已經有了30年的社會主義積累，更有毛澤東后半生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的探索努力，想徹底顛覆轉型，離開了對跨國壟斷資本的依傍，離開他們的呵護，是絕對不可能的。資本的原始積累，一刻也離不開權力的保駕護航。從硬件到軟件，無不靠引進販賣，他們從頭到腳，買辦意識直深入骨髓，這是先天注定了的。——即使是完成“轉型”的俄羅斯的寡頭，富可敵國，依然僑居倫敦深化“開放”。
不懂得歷史會怎樣“補課”，如果幻想取“主流”而代之，未免天真。
民主革命年代，在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爭中，在思想文化戰線上，以鄒韜奮為代表，“三聯”《讀書》曾經書寫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輝煌。
1956年隨著“對私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改革的深化，《讀書》也慢慢淡出。
新時期以來，隨著資本的重振雄風，《讀書》也又迎來了新的輝煌。
“《讀書》十年”，這本有著文化符號意義的名刊又走過了一段之字形路，經歷了兩個“拐點”——以后的走向，國人在拭目以待。
“讀書”的變化，折射了中國民資資產階級歷史地位的變化。
民主革命時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的歷史地位，毛澤東的分析最為權威：兩面性，它既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有害怕革命妥協軟弱的一面。它只能作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軍，但不能獨立領導中國革命并取得最后勝利。
“轉型”“接軌”時期，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依然具有兩面性。
時下，“民資”或者說“民營企業家”還不能簡單地稱作民族資產階級。經過30年的“先富起來”，在中國，資本或者說“生產要素”已經取得全面統治地位——話語的曖昧時代也將隨著霸權者“到達天津”而行將結束不必隱諱——現階段，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以“鐵三角”為標志、以官僚買辦資產為主體的緊密聯盟，“民企” 緊緊地依傍他們生存著，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還算不上一個“獨聯體”。這一階層的主流，依傍跨國壟斷資本，依恃權力的保駕護航，靠剝奪工農和血汗勞動，靠破壞性掠奪自然資源發展;在剩余價值的分割中，他們只是“分一杯羹”，其大頭，則流向海外和充實了官僚階層的宦囊助長了官僚買辦階級勢力的膨脹 ——作為這一階級的附庸，他們在現階段的歷史作用談不上“先進生產力”。所以，還不宜以帶有國家民族意識的 “民資資產階級”來稱謂“民資”。
工人階級退出了政治舞臺，他們的覺醒與重組有待于生活自身的“啟蒙”與鍛造，其多數經過主流精英的當年洗腦已基本市民化。集體農民經歷了小生產化之后，在權錢的剝奪下越來越多的流入城市以“民工”的形式成為無產階級的后備軍。他們時下不過是遭受同情救濟甚至“解救”的苦難階層，處于“羊吃人”時代和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時代。
隨著整個資本力量的增長，民資的自身發展會越來越感受到跨國壟斷資本與腐敗官僚對自己發展和國家民族利益的威脅——比如“反傾銷”就會給一頭一腦的“全球化”情結潑上一瓢冷水——從而萌生了國家主義和民族保護意識，從而，“民族資產階級”也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慢慢壯大。 “自主創新型”問世，其中就有他們一份功勞。
有掠奪、有壓迫剝削就一定有抗爭，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是“反左”就能消弭的。精英的“啟蒙”取代不了生活自身的“啟蒙”，“主流經濟學家”的“冰棍論”說教，一遇上黑窯奴工和包身工的“啟蒙”，就會冰消瓦解。在俄國，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代，官僚買辦勢力——美國學者多稱為“權貴資本或裙帶資本”——達到頂峰，而同時，他們禍國殃民的面目充分暴露之后天怒人怨，國家民族意識開始復蘇，為華籍精英大罵的普京新政就是標志。這時，民族資產階級才走上社會舞臺。
“新左還處于整合思想資源、想像未來道路的階段”，黃紀蘇說的較為實際。恩格斯當年說過：“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系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于這些關系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于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懷疑，那末，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作者有時并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們現在面臨的話語環境，是由霸權精英以全球化的資本話語霸權為依托打造出來的。經過多年對社會主義時代的持續妖魔化，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粗暴顛覆，對一切剝削制度的極端美化，經過對大眾重新接受奴役的洗腦，一個中國特色的、可以讓暴發戶和跨國老板如魚得水恣意瀟灑的“投資環境”早已“大國崛起”。所以，思想理論上，只要能揭露批判資本斗士的騙局，有助于人們反思清醒，無論“新”“老”，無論是為大眾還是為國家民族，都是進步的先進的，都應該攜手共進。
在對中青年知識階層包括海龜的影響方面，在與既定的霸權話語的反差方面，在影響高層決策方面，“新左”都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所以，在與長期居于霸權勢位的買辦文化的斗爭中，在高張國家民族與大眾旗幟的泛左先進文化的樂隊合奏中，“新左”擔當的是樂隊的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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