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太空虛，生無可戀。爸，我讓你失望了，對不起。媽，兒子不孝，不能孝順您了。振(注：雷康的弟弟)，照顧好爸媽。雷康 2013.5.18”
以上45字紙條，是24歲的湖北省漢川籍大學生雷康，從武昌的租住屋悄然消失前留下的，7天后被租住在對面屋正準備考研的一位同學發現。雷康于去年6月在武漢科技大學城市學院物流管理專業專科畢業后到北京找工作遇挫，今年過年后來武漢找工作又一直未有結果，于是選擇了出走。家人近兩日紛紛從外地趕來武漢尋找。“孩子啊，你在哪里，你先回來啊!”昨日，雷康48歲的父親雷國祥傷心不已地這樣呼喊著。(詳見2013年5月29日《長江日報》)
第二天，同一家報紙又報導說，“湖北經濟學院大學生活動中心后面湖里瓢著一具女尸”，經查死者為該校大一的女學生。該校校長因此而在其微博上向學生們呼吁：“娃子們，此刻心連心，手挽手，共同去面對生命的不幸。”
而據知情人士介紹，在該市的幾十所大學里，每年都有少則十幾名、多則幾十名大學生用跳樓、溺水、出走(無歸)等方式結束原本年青而寶貴的生命。他(包括她，下同)們基本都出自工農(特別是農村)貧困家庭，之所以選擇輕生，正如湖北經濟學院的那位校長所言，是遭遇到了“生命的不幸”。而所謂的“生命不幸”，與他們所遭遇到的家庭貧困，高昂的學費和生活費，有的甚至背負著沉重的債務上學，畢業后就業又十分艱難，即使就業工作太累、薪酬又太低，以致短期內難以還清債務，更不要說幫助家庭提高生活和解決個人婚姻、住房問題等等直接相關;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同學中的那些新生富豪和貪官污吏們的子女，他們在學校里揮金如土，尚未畢業即已有了光鮮的工作崗位在等待著。在此情形下，他們感到生活無望，前途無望，于是選擇死亡以求解脫。而處于這樣悲慘境況的學生，在全國各地的大學里是很普遍的。雷康是他們中的一個。如此一來，他們自己倒是解脫了，卻把無限的痛苦留給了生他養他愛他且寄厚望于他們卻又因陷入貧困而無力從根本上幫助他們的父母和家人。一個又一個的人生和家庭悲劇就這樣地在“和諧”與“幸福”中產生了。
其實，因絕望而選擇自殺的，遠非就讀和離校不久的大學生，工人、農民、商業和服務業等等一切從業人員(如深圳富士康那驚心動魄的“十三跳”)，甚至就連作為社會管理者和領路人的黨和國家公務人員中都時有發生。就公務員而言，既有一般公務人員，也有縣處級干部，甚至還有廳局級官員。就年齡來說，既有青壯年，也有古稀老人，甚至還有未成年人(小學生)。因為自殺現象的發生是如此地經常和大量，以致中國“每年有25萬人死于自殺，并有200萬人自殺未遂”(據權威媒體報導)。事實說明，改革開放深入進行30多年后的而今中國，無論是自殺率還是每年自殺的絕對數都超過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從而又為“特論”中國增添了一個“全球之最”;因之，我們在談論“特資”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時，是不應該抹煞這一成就的。
如果絕望而僅僅只是選擇自殺，雖則令人痛心，其社會后果也許還算有限。更為嚴重的是，隨著改革的日趨深入和由此而導致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官員腐敗、社會不公、治安惡化等等社會矛盾的日益加劇和加深，有的絕望者已經不滿足于用自殺的方式以表達對社會的不滿和憤恨。在他們看來，如果僅僅是“自個兒”死去的話，那就太便宜了腐敗分子，太便宜了這個“萬惡”的社會，死得不值。于是，他們便選擇爆炸、投毒、縱火、綁架、兇殺(如上海的楊佳兇案，近年來屢屢發生針對小學生的校園屠殺案，本文剛剛寫完又發生了“滬籍男子一夜殺6人”案——其中還有1名部隊哨兵)等等極端方式以結束自己那已經不值得珍惜的生命。這些人要報復的是貪官污吏，而受害的卻是無辜的群眾。這樣的事例而今越來越多，這里僅舉一個最例：6月7日發生在廈門市的，導致47人當場死亡、34人受傷(其中多數人傷勢嚴重;還有15名參加當天高考的學生，其中8人下落不明)的公交車縱火案。縱火者陳水總就是因為“自感生活不如意(據報導，“他和妻子都沒有固定的工作，日子過得緊巴巴，還有一個女兒”;“曾多次上訪”而無果)，悲觀厭世，而泄憤縱火”，“用一個人的絕望帶走了47條鮮活的生命(這還不包括高考學生在內的失蹤者)”，而據目睹陳水總點火情形的幸存者事后回憶，點火時“他的嘴角還帶著微笑”——那是一種怎樣絕望得可怕的微笑啊(以上見事發時的眾多媒體)。當此類自殺和報復社會事件頻繁發生在公眾的面前時，很自然地會給公眾的心理籠罩上一層厚重的陰影，從而極大地增強著社會成員心理上的壓抑感和恐懼情緒——因為社會中的人們都無法知曉這樣的人禍哪一天會突然地降落到他們自己或者家人的頭上。
俗話說“蟻螻愛生命”。蟻螻尚且如此，又何況人呢?倘若不是實在陷入到極度的絕望之中、實在感覺到走途無路的話，誰會去選擇輕生呢?尤其是那些懷揣美好夢想的年青大學生們和好不容易熬過學生時代而走出大學校門的青年學子們。須知，他們年青的生命是更加值得珍惜的啊。
接連不斷發生的絕望自殺事件，使我想起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改革開放之初所說過的一段話。他的那段話是：
“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擺脫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不能擺脫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見《鄧選》第二卷第167頁)
一讀便知，他這是在揭露資本主義的腐朽，以此反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然而，他可能不曾想到，在他所“設計”的改革開放持續進行30年后的今日中國，他當年對資本主義的這番揭露和描繪，竟然全都變成了中國社會的現實;不僅如此，相對于某些社會風氣較好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來說，而今中國社會的狀況在許多方面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在這里，我們不妨對照他的上述描繪來看看今日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吧。
今日中國社會中“極端嚴重的絕望”已如上述。那么“極端嚴重的墮落”又如何呢?大量的事實證明，今日中國社會的墮落是空前的。就在上述刊登大一女生因遭遇“生命的不幸”而溺水死亡的同一家同一天的報紙上，用了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小學女生被校長、教師性侵的案例。
其中一則報導的標題為：“猥褻強奸7幼女 拍攝被害者裸照視頻 小學教師被執行死刑”。報導說：“2010年9月，被告人鮑某某在某村小學擔任被害女學生方某某(第一次被害時9歲)、徐某(第一次被害時10歲)、馮某某(第一次被害時10歲)、徐某某(第一次被害時9歲)、方某(第一次被害時10歲)、詹某某(第一次被害時9歲)、郭某某(第一次被害時10歲)的班主任或任課教師。2009年4月至2011年6月，鮑某某利用教師身份，以輔導學習、打掃衛生、打乒乓球等名義，先后將方某某、徐某、馮某某、徐某某、方某、詹某某、郭某某騙至學校器材室、辦公室和油印室等處，強迫她們觀看淫穢圖片和錄像，趁機摸弄各被害人的胸部、陰部，猥褻各被害人共計數十次;又以此方式，奸淫方某某、徐某、馮某某、徐某某、方某、詹某某共計數十次，并且拍攝該6名被害女學生的裸照或者被奸淫的照片、視頻。”
另一則報導的標題是：“20天曝光8起小學教師性侵幼女案”。報導說，(自2013年)5月8日海南省萬寧市第二小學校長陳在鵬和房管局工作人員馮小松帶6名(其校長帶4名)小學女生開房事件被曝光，至同月27日，短短20天之內，有8起小學校長、教師猥褻強奸女學生案被曝光”，還列舉了這8起案件的主要案情。為節約篇幅，相關案情就不在這里列舉了。而眾多媒體的一致看法是，已經曝光的這8起案件決不是這期間發生的小學生被性侵案的全部，必有多得多的案件因了種種原因而沒有被曝光;同時媒體也一致認為，發生在小學生身上的性侵案件也絕不僅僅只在這20天中才有，實際上是早已有之的。比如，早在2003年7月，教育部即已聯合公安部、司法部針對相繼發生的一系列教師性侵學生事件，下發了《關于遼寧等地相繼發生教師強奸猥褻學生事件的情況通報》，要求各地學校嚴格管理，從嚴治校，并加強法制教育和師德教育。這就充分說明，早在10多年前，發生在中國大陸學校(小學、中學、大學)里的強奸猥褻女生案件就已經十分的普遍和經常了。20天即曝光8起小學校長教師強奸猥褻女學生案，此一事實充分說明，到了10年后的今天，中國大陸校園性侵案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是更加嚴重了。至于在“特色中國”的大學校園里，作為種種“潛規則”中的一個，老師對女學生的性侵早就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一句廣泛流傳的“那邊廂老教授又睡了女學生”的調侃，所反映的正是這方面的現實情況。
眾所周知，教師向來被尊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隊伍的思想和道德水準，向來也被看作社會道德素質高低的尺度。為了提高教師的地位還專門設立了教師節，以便于他們集中地接受學生、家長和全社會的尊重(順便指出，隨著社會風氣的惡化，所謂的“教師節”，越來越變成了學生及家長用大把的金錢或者用貴重的實物集中地對老師進行“感情投資”的“送禮節”)。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隊伍里，卻如此長期而又如此頻繁地發生著不要說道德、就連人性也完全喪失的強奸猥褻女學生事件。難道地球人還不能由此而度量出而今中國社會的“墮落”已經到了何等“極端嚴重的”程度么?
當然，即以“性侵”而言，而今中國“極端嚴重”的性侵決不僅僅發生在各級各類的學校里，在黨政官員隊伍中同樣令人發指。“十個官員九個腐，個個貪官情色種(包“二奶”、養情人、嫖娼妓等等)”就是全社會對當前官員隊伍的總體判斷。一個并非絕色亦無絕招的農家女子趙紅霞，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輕而易舉地“撂倒”了包括共產黨的區委書記在內的十三個廳局級官員;一個共產黨的市委書記，有老婆加情人多達“一百單八將”;一個廳長，有情婦140多人;一個政府辦的副主任，強奸幼女成性不說，還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幼女進行奸淫，且錄像以備長久欣賞;一個縣的政協副主席，奸淫女性成癖，且非處女不淫……。中共官員在兩性關系上的“墮落”和變態，已經到了何等“極端嚴重”的程度?然而，中國社會“極端嚴重的墮落”，決不僅僅表現在“性侵”這一個方面，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和各類人群中都有“極端嚴重”的體現。對于這些，社會中的人們早已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
再說“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除上述令人發指的教師對學生、官員對婦女(包括幼女)的強奸猥褻案件外，社會中的其他犯罪，諸如假冒偽劣次、坑蒙拐騙詐、黃賭毒黑惡、偷盜扒盒搶等等，這其中的哪一項莫不都到了“極端嚴重”的程度?就以藥品食品中的重特大案件來說，30年來究竟發生過多少起，有多少人因此而致傷、致殘、致死，恐怕只有天知道。至于前文已經提到的兇殺、綁架、投毒、縱火、爆炸、毀容等等惡性案件，也都時有發生。這些事件，無疑都夠得上“極端嚴重”。社會因此而陷入到了恐怖狀態之中。比如，復旦大學的學生投毒致室友死亡案就使該校學生長期陷入極度的心理壓抑與恐懼之中就是一例。對于這些，社會中的人們也大多都有一本帳，在此也就不多講了。
至于“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剝削和掠奪”，“經濟危機”和“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等等。這些也莫不都變成了今日中國社會的普遍現實。
就以“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來說吧。經過30年的持續改革，在而今的中國大陸，百萬富翁只能算個小富，千萬富翁只能算個中富，億萬富翁或可算個大富。在億萬富翁中，財產如果只有一到幾個億，那也只能算個小富，財產在十幾到幾十個億也只能算個中富，只有擁有幾百億或者更多的財產的人才能算個巨富。而所有這些富翁，他們的財富莫不都是依靠“超級利潤”，倚靠“剝削和掠奪”而攫取的，亦即莫不都是因腐而富的。事實證明，當初所標榜的“勤勞致富，守法致富”，不過是純粹的欺騙，或者是癡人說夢;事實是，越是指靠個人的勤勞和守法，就越是不能致富，越是只能受窮。無數事實已經證明，如今社會是一個“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小蝦吃泥巴”的社會，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事實上，把毛澤東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社會，改成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相較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些老富豪，和中國歷史上的那些舊富豪，而今中國的新富豪們都是在一些理論的指導下，在改革的旗號下，統一由一些資改派官員們親手扶植起來的，他們都被精英們看作“能逮住老鼠”的“好貓”而格外受到器重和保護。中國新生富豪們的這種罕見的生長條件和優厚的政治待遇，著實讓歐美的那些老牌的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和歷史上的那些舊富翁們為之羨慕忌妒恨，卻又無可奈何。
說到“經濟危機”和社會“共同的理想和道德”。由于精英們將中國緊緊地綁在歐美(主要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馬車上，致使以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為發端的世界經濟危機同樣持續而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導致中國的經濟嚴重地陷入到極端的困境之中。對此，精英們一方面拚命地進行掩蓋，同時也作了許多努力，卻至今也無法自拔。至于“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用這句話來形容今日中國社會的現實，那是再貼切了不過了。面對一個強大的新資產階級已經在中國大陸形成，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早就淪落為受剝削受壓迫的雇傭階級，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早就處于世界最前列的狀態。在此利益嚴重分化(或者叫分裂)的狀態下，又何來“共同的理想和道德”可言呢?
不說廣大的老百姓和普通黨員、干部，就說那些掛著共產黨員招牌的貪腐分子吧。按說，他們理應具有共同的理想和道德。然而，30年來的實際情形卻是，他們中有的志在多發財，發大財，于是便利用職權拼命地貪污、索賄、受賄、賣官、鬻爵以撈取錢財;有的志在多玩弄女人，于是就一門心思地在女人身上做文章;有的志在當更大的官，弄更大的權，因此而拼命地大搞政績工程、面子工程，甚至赤裸裸地跑官要官;有的志在出國定居，為此而拚命地聚斂錢財，一旦條件成熟，便將妻兒先自送往國外，自己則在國內“裸體做官”，以繼續撈錢;有的志在……，如此等等，五花八門。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們尚且如此，又何況其他的人呢?
有人也許要問，為什么鄧小平當年對資本主義的揭露和描繪，今天竟如此全面而深刻地都變成了中國社會的現實呢?關于這個問題，他說的是“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擺脫……”。的確，對于“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剝削和掠奪”，“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等等，這些原本都是由資本主義的本性所決定的，因而只要哪里存在著資本主義，哪里便必然存在著這些東西，確實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擺脫”的。這就像陽光下的物體無法擺脫影子，風中的草木無法擺脫搖動一樣。這是資本主義的普遍規律。因之，即使是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只要它重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那么，受資本主義內在規律所支配，它就必然地“無論如何也不能擺脫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不能擺脫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等等這些消極腐敗的東西。
這也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判斷是否是社會主義的尺度：只要哪里存在著“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存在著“不能擺脫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的狀態，那里便必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由于而今的中國，已經全面地陷入到了“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陷入到普遍的“剝削和掠奪”，陷入到不能擺脫的“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和“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的狀態。在這樣鐵的事實面前，不管“精英”們怎樣罔顧事實，怎樣地進行掩蓋、粉飾和狡辯，都無法改變今日中國社會的性質。而且，今日中國的資本主義在改革的幌子下，照著歐美(主要是美國)的資本主義的葫蘆畫瓢而畫過來的。但是，由于遇到了中國的特殊國情，以致許多方面都畫走了樣，因之與歐美資本主義世界相較，在許多方面比某些社會風氣相對較好的資本主義國家還要糟糕，也因之而為那里的公道正義人士所不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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