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今天是草根絕望的時代，有人講現在是階層固化的時代，有人還認為今天是“物化思想”全民化的時代，即便是既得利益階層，也基本認同現在是一個令人非常迷惘的時代。言而總之，現實的中國并沒有繁榮昌盛新聞語境下的中國那般和諧幸福，整個社會的離心力表現得較為明顯，略略感覺有脫離圓周運動的失控危機。
要對這樣一個有脫軌危險的矛盾現實進行耙心式分析并不容易，隨隨便便都可以找出千百萬種理由，尤其是站在不同階層的人必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如果只從政治制衡的角度看，我認為民間左翼力量的被孤立恐怕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利益訴求的巨大鴻溝表現出極其恐怖的族群撕裂效應。
面對失寵的“民間左翼”，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觀察和探究，力求給予它以客觀的評價與定位。
第一，民間左翼是一個無法抹去的客觀存在。任何國家，如果要從政治傾向性對國民進行群體劃分，不可能呈現單一性，即便在諸如朝鮮這樣嚴格的專制國家。在不同的政治生態中，歸類的方法不大一樣，多黨制國家習慣以政黨團體來代表不同群體，單一政黨的國家往往用派系來組織力量，作為社會主義中國，近幾十年來，一直習慣于用左、中、右來泛論政治傾向，左和右的提法在它國也有，但與中國未必同一，有些國家左、右代表的意義與中國恰恰相反。
要對中國左右翼的內涵作一個非常嚴格的界定也很困難，根本就沒有權威的定義，不妨從個人視角用簡單的表述概括一下：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平等主義思想較為強烈的群體為左翼;現實主義、虛無主義和自私主義思想較為強烈的群體為右翼，介于兩者之間群體視為中。不管怎么劃分，左、中、右群體的各自數量都相當巨大，因為中國有13億多人，每一個群體的人數都比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還多，忽視其中任何一個群體，必然面臨社會困局。
不同的發展時段，左、中、右的分布可能也會不同，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左翼呈優勢狀態，在后來的幾十年中，“物化理論”居統治地位，右翼便主導了中國，尤其是在近十多年，左翼幾乎可以認定為徹底崩盤，已經不存在官方意義上的左翼力量，只剩下沒有任何權利空間的民間左翼力量，這樣的力量分布導致了一個直接結果：政權機器只專注服務于右翼，只把微弱的視線勉強地斜傾到左翼空間。
盡管權力系統中沒有成形的左翼力量，但民間左翼的群體仍然相當巨大，這可以從工農及其它弱勢群體的龐大數量中得到認同，左翼并不能代表整個社會的弱勢群體，但反過來，弱勢群體中肯定存在著巨大的左翼群體，既得利益群體當中也有相當多的左翼人士，他們共同構成了天然性的左翼同盟，這個同盟是無形的，卻又是客觀存在的，與你是否給予其官方地位毫不相關，因為它的存在是客觀的，正如物質的客觀存在性一樣。
第二，民間左翼有自己的主體思想和骨干力量。民間左翼在中國的困境并非源于其主體思想的缺失和骨干力量的單薄，事實上，民間左翼有自己非常成熟和系統的思想，最核心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最穩定的理想堅持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簡單的奮斗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最單純的依靠對象是人民群眾，最可靠的發展保證是獨立自主融合世界。
民間左翼的主體力量是數量龐大的擁護社會主義和共同富裕的基層群眾，而骨干力量則是與基層群眾走在一起的各類引領者，有新時代的農民，有工業大潮中的技術工人，有各類學校里的教師，有公務員，還有各行各業的專家。左翼中堅力量被官方漠視決非因智慧上落后于右翼，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的選擇性過強，“物化理論”指導下的中國經歷了幾十年的長期右傾，右翼精英被資本一層層包裝，他們被政治一層層化妝，他們的重要作用是充當右傾權貴勢力的木偶，他們的目標是徹底摧毀左翼力量，包括官方和民間。
毫無疑問，在今天和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民間左翼仍然會處于被壓制的狀態，并不會取得整體性認同。但是，非理性的壓制期越長，逆境中成長起來的左翼骨干就會越多，由他們發出的引領新群眾思想進步的啟蒙力量也會越強大。從宏觀角度看，民間左翼骨干的政策能力和決斷力絲毫不亞于右翼精英，思想深度甚至要超越他們，微觀政策的成形能力表面性不足是因為長期缺少政策參與機會所致，一旦左翼獲得了政策參與權，將會在宏觀和微觀雙向取得較大的成就。
事實已經反復證明，單純由右翼精英為主導出的“頂層設計”方案質量低下，收效甚微，有些方案一出臺便遭到抵制，壽命極其短暫，導致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是方案脫離人民群眾，不符合多數人利益，有些甚至是直接與憲法相抵觸，“頂層設計”方案必須要融入左翼主體思想，因為左翼思想具有先天的人民氣息。
第三，民間左翼的生存現狀是既無政治地位又無法律保障。從民主角度看，左翼應該獲得與右翼相同的話語權和參與權，從憲法角度看，左翼也不應該被打壓和忽略，從政治平衡的角度看，也找不到把左翼逼到死角的理由。但事實上，因為受大方向的影響，官方隊伍中已經沒有左翼傾向性的團隊存在，民間左翼也接近淪為“非法”，即便是松散的聯系都隨時有可能成為某種隊伍緊盯或捆綁的對象，其險境與當年某組織的地下遭遇有得一比。簡單概括民間左翼的現狀是：既無政治地位，又無法律保障，左翼骨干幾乎接近被認定為“敵對勢力”。
民間左翼是一個擁有幾億人的巨大群體，他們的現狀也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現狀，宣示著一個獨立系統人權差別待遇的現狀。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制造出這一現狀的恰恰是高喊民主自由平等的所謂新思維者和思想開放者，用剝奪他人權利來實現自己口頭圣潔的一群偽善者竟想獨立地驅動著一艘巨輪想往哪兒開就往哪兒開，《憲法》并不是他們的航行指南。
對民間左翼自身而言，也要求逐步變得成熟起來，必須有自己的政治人格獨立性和政治立場堅定性，左翼必須要提出自己的合理訴求，寄生性的依附在牛糞中生存，營養畢竟有限，吃糞長大的動物能大到哪里去?
第四，民間左翼必須擁有合理的話語權和參與權。無論是古希臘城邦式民主還是現代共和制民主，其本質都是追求某種適度的民主權利，多與少是量的問題，而有沒有則是方向問題，如果一個幾億人的群體被整體性剝奪了民主參與決策的權利，絕不是現代國家應該出現的倒退現象，話語權和參與權的缺失，根本原因是民主權的缺失，要構建一個人民民主比較有真實感的社會，就不能把至少占國家三分之一的人口拒之門外，給予民間左翼合理的話語權和參與權是民主制度建設的自然需要，是檢驗政治文明性的重要檢驗標準。
給予民間左翼合理的話語權和參與權也是政治平衡的需要。中國一切突出矛盾的根源是失衡，并且是全方位廣域性失衡，這其中以政治失衡的影響最為嚴重，政治失衡造就了經濟及社會失衡，造成了右翼力量的權利無限膨脹，造成了資本的不受約束，右翼勢力的極端膨脹反過來又加劇了政治失衡，畸形的失衡既不符合一黨制需要，也不體現多黨制國家的政治面貌，其結果必然是失控。政治的最高藝術是平衡，改變一切社會矛盾的化解之策也只能承認并培養正義的左翼力量，讓他們參與到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設計中來，讓他們及時阻止有賣國性質和竊國傾向的極右行為，讓他們帶領更多健康力量維護好國家的穩定，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給予左翼合適的話語權和參與權不但對右翼無害，而且還有利，如果任由廣大右翼群體擴張私欲而不受到約束，那么最后必然讓他們走向集體性腐朽墮落，絕對逃不掉被多數人革命的結局，也許是暴力性革命，也許是柔性革命。相互制衡既是相互監督、相互促進，又是相互保護，于國有益，于己有利。
在事關中國未來發展振興的頂層智庫和頂層設計活動中，必須有批量的民間左翼參與其中，左翼骨干在宏觀決策機構中人數的占比是判斷左翼力量是否得到認可的重要指標，“口號式承認”或者說“口號式轉向”對左翼而言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應該漠視之。
第五，民間左翼是中華民族復興強大的重要支柱。利益訴求的不同和立場的差異性決定了十幾億人口“左、中、右”同時并存的合理性，任何群體都不應該有試圖消滅其它群體的念頭，消滅了異己，便只剩下專制，打破了平衡，就肯定會傾倒。一個穩定發展、平衡發展的國家需要各種力量的交互作用和共同努力，右翼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存在的價值，不能消滅，左翼不但有存在價值，而且應當成為中華民族復興強大的重要支柱，而不只是起輔助性作用。
左翼的民族性和國家意識遠遠高于右翼群體，他們愿意分享改革成果，愿意用普愛代替自私，愿意用共同富裕取代兩極分化，愿意用社會和諧化解矛盾對立，右翼群體的多數人也愛國愛家，但右翼的“物化思想”遠遠高于左翼，他們更為自私，當民族和國家遭遇劫難時，他們更容易選擇逃避，他們不愿意與全民分享改革成果，膜拜叢林法則，喜歡兩極分化。從短期看，以現實主義為精神支撐的右翼群體更能從失衡政策中制造出物質效應，以理想主義加現實主義為支撐的左翼群體則更善于以漸進的方式塑造一種較為持續長久的社會制度，如果左翼和右翼能夠相互包容取長補短，再輔之以中間力量的幫助，中華民族復興強大就擁有三根保持穩定的堅實支柱，抽取掉其中任何一根，大廈都有一朝傾塌的可能。
今天，未來，不管是哪個組織代表中國，都必須勇敢地面對“民間左翼”這個積極的客觀存在，沒有任何籠子可以鎖得住他們的自由，沒有一個法律條款支持剝奪他們的權利，最現實也是最理想的辦法只有一個：給予他們合理的話語權和參與權，讓他們集體性融入到中國改革的未來進程，讓他們成為中華民族復興強大的堅強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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