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湯一介去世了，他的生平事跡成了近些天媒體和網絡的熱門話題。斯人已去，后人可追。我們從湯一介的生平事跡中看到，人稱哲學家，哲學史家的湯一介生前的所作所為比較典型地表現出了中國知識分子思想上的搖擺、軟弱和糊涂，因此值得一說。
1974年初，湯一介“內心挺高興”地進入了名為“梁效”的寫作班子，參加批林批孔。因為這樣“可以為黨中央毛主席服務”，也有助于改善自己和家人當時的處境，是“出苦海”。但他因此于1976年10月開始受到審查，直到1978年才被“解放”。盡管是“身不由己，無心為惡”，但他直到晚年都堅持認為“自己錯了”。
作為一介書生，湯教授參加批林批孔錯了嗎?沒錯。有罪嗎?無罪。因為林彪和孔子應該受到批判。眾所周知，中國自漢武帝以后，尊孔尊儒近兩千年，弄得積貧積弱，差一點亡國滅種。只是到了1949年以后，國勢才有了起色。但近幾年來，一些人又要尊孔尊儒，鬧得烏煙瘴氣。尊孔尊儒是對“五四運動”爆發百年來中國科學民主大潮的反動，是開歷史的倒車。孔子的個別言論雖然有可取之處，但儒家的那一套學說是經不起推敲的，是保守腐朽的，是為反動統治服務的。我們不反對研究儒家典籍和其它古代文獻，但反對有些人要把儒家的那一套學說變成國家指導思想的政治圖謀。有些人借湯一介去世，要把儒家思想塞進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儒家的一個重要思想是所謂“天人合一”，以此來說明“王權天授”的合理性，因而被歷代封建統治者宣揚推崇。與湯一介同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但比湯一介年歲高，資歷老的馮友蘭在其所著“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指出，中國古代沒有系統的哲學的原因(之一)就是“天人合一”。因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問題，而提出這個問題的邏輯前提便是要有主觀和客觀這一對概念。“天人合一”了，那里還會區分主觀和客觀?不區分主觀和客觀，那里還會有哲學、自然科學?
湯一介是如何對待“天人合一”，或者一般地說，如何對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古代思想呢?1957年初，北京大學召開“中國哲學史座談會”， 湯一介為這個會議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這是湯一介在解放后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此后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他在各種報刊雜志上發表了四五十篇論文。“現在看來，這些論文很少有學術價值。如果說還有點什么作用，我想它們反映了當時極左思潮在我國學術界的影響多么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時代的類似論文一起作為總結極左思潮對學術研究的危害的材料。”湯一介說。“文化大革命的10年，給我留下的深刻教訓就是，我今后不能聽別人的，得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問題。”那么，湯一介又是如何用自己的腦袋思考問題的呢?
眾所周知，研究哲學就是從事意識形態工作，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與現代的環境保護觀念風馬牛不相及。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湯一介卻“努力要把教學、研究與意識形態和政治脫鉤，要發掘中國哲學無用之大用”，把儒家的“天人合一” 說成“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問題，還要與西方學者一論是非。
1981年，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諸問題》一文，率先提出將哲學史作為認識發展史來考察，并試圖突破50多年來“唯心與唯物兩軍對壘”，“唯心主義”是反動的，“唯物主義”是進步的等教條，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快速推進了學術界反對極左教條主義的進程。
1983年，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臺灣學者劉述先在描述道，“會議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湯一介教授用中文發言，探討當前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在這篇《儒家哲學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中，湯一介把先秦哲學看作是中國儒學的第一期，將外來印度佛教沖擊后建立的宋明理學作為儒學發展的第二期，將在西方思想沖擊下的現代新儒學，作為儒學發展的第三期，并提出儒學的中心理念“天人合一”在現代社會都沒有失去意義，理應有更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湯一介認為，“天人合一”思想不僅是中國儒家思想的基石，同時也是一個常新的人類社會需要不斷給以新詮釋的命題。從人類社會的發展看，人們最初遇到的問題就是“人”與“自然界”(天)的關系問題，人要生存就離不開自然界。當前人類社會正是由于長期忽略了“天”與“人”相即不離的內在關系而受到自然界的懲罰，人類和自然正走上一條相互抵觸的道路。湯一介認為，“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就是要從中發掘出其‘無用之大用’，以貢獻給人類社會。”湯一介貢獻給了人類社會什么新思想了呢?
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發表了《文明的沖突》一文，引發了海內外廣泛的關注與討論。亨廷頓認為新世界的沖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沖突的主要根源。他在文章中將儒家文化、伊斯蘭文化在全世界的影響視為對西方文化的威脅，指出若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聯手，西方文化將會非常困難。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考慮西方如何應對21世紀遇到的問題。對此，湯一介寫了《評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沖突，甚至戰爭，但并不能認為不同就一定會引起沖突和戰爭”。他認為，孔子的“和而不同”提供了一條化解沖突的原則。指出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應該可以通過文化的交往與對話取得某種“共識”，這是一個由“不同”到某種意義上相互“認同”的過程。這種相互“認同”不是一方消滅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兩種不同文化中尋找交匯點，并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文化的發展，這正是“和”的作用。湯一介以開放的心態進一步指出，我們不應跟著亨廷頓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為文化取舍的標準，凡是對人類社會追求的“和平與發展”有利的，我們都應大力吸取。“我一向認為，今后學術文化的發展，既不應再由西方文化統治世界，也不會出現一個文化上的‘東方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而應是東西文化的互補和相互吸收，形成一種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多元發展的新局面。”或許正是這種開放的心態和兼收并蓄的治學思想，讓湯一介不斷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普世價值“等一系列新的哲學問題，從而推動了文化界對傳統哲學的討論。
遺憾的是，從上述報道中我們看到的是，在如何解釋當代國際矛盾和形勢發展問題上，聲稱不應跟著亨廷頓跑的湯一介正在被亨廷頓牽著鼻子跑，說的全是脫離現實的唯心主義的夢話。亨廷頓說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沖突的主要根源，湯一介就說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沖突，甚至戰爭，并且抬出孔子的“和而不同”來化解。我們知道，戰爭的根源是私有制，是階級矛盾而不是什么文化的不同。歷史上從未有一場戰爭是文化差異引起的，即使是所謂“宗教戰爭”也不是文化差異引起的。人類社會自古就是在矛盾中前進的，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個階級戰勝另一個階級的歷史。所謂“和而不同”的和諧社會不過是主觀想象。
北大哲學系的教授最終淪為現代新儒學的吹鼓手，甚至幫道士斂財，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他背離了他也許一度信仰過的歷史唯物主義。
朝三暮四，謂之搖擺;逆來順受，謂之軟弱;至死擺脫不了儒家思想的桎梏，謂之糊涂。有此三者，湯先生可謂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悲乎，湯先生!悲乎，北大!
201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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