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涉及政治哲學與道德,中國古代政治行政文化和行政倫理學等多個領域,哲學教育部百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百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研究所教授。
左與右,是一個比較陳舊的政治學命題。這個陳舊的命題,已經被技術化的改革嚴重模糊化了。一個簡短的思想史敘述是:左與右,起源于法國大革命時期,支持王黨與反對王黨的人,分別在議會里坐左、右兩邊的位置,中間是折中派的位置。后來,左與右在擴展性的意義上使用。“左”被定義為采取激進的方法,主要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方法實現政治目的的進路;“右”則被定義為尊重既有秩序,在自由與權威之間達成妥協,反對激進革命的政治取向。現代意識形態史就是由左中右三派書寫的歷史。
當今國際社會的政治氛圍,出現普遍的左轉傾向。從政治觀念上看,左翼意識形態的重建嘗試獲得了相當反響,以至于右翼意識形態的理論潰退,成為相形顯現的現象;左派政黨登上國家權力的舞臺,推行左傾色彩鮮明的政策。社會公眾的左傾情緒,似乎也有顯著的增長。
奧巴馬的民粹主義
如此判斷,主要是基于三個指標:第一,國際政治理念的普遍左傾,這已經是一個公認的事實;第二,在制度建構上,人們重視1970年代被普遍認可的福利社會理念;第三,國際社會普遍的群眾政治行動背后,潛藏著的政治理念是左傾的。這需要從三個不同角度具體觀察和分析。
首先,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視角看,發達國家的左轉傾向是非常明顯的。發達國家、尤其是具有國際領袖地位的發達國家帶頭左轉,構成國際社會左轉的顯著標志。在發達國家陣營中,英美兩國的取向具有象征性意義。德國、法國則對歐洲大陸的政治傾向具有標志性作用。這幾個國家的政治局面一向是復雜的。但近期的左翼政治傾向,令人矚目。以“改變”為口號登上總統大位的奧巴馬,毫無疑問有著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和民粹主義沖動。在他陳述自己政治主張的《我們相信變革》一書中,奧巴馬提出了明顯帶有左傾民粹主義色彩的政治主張,展現的那種社會底層意識和明顯的社會主義動員方式,是美國這個歷來顯得右傾的國家一個顯著左轉的標志。
奧巴馬在該書中說,“現在是做出艱難抉擇的時候了。讓更明智的政府為我們鋪平道路,為美國的未來進行正確的投資。我們肩負著創造新世紀的重任。我們應審視政府的方方面面。我們無法忍受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和不合時宜的計劃。我們的政府將對民主敞開大門。我們將在網上公布政府的數據,利用技術手段使收支更加透明。我們將歡迎美國公民的貢獻和參與,克服官僚主義,以確保每個機構都達到精簡標準。我們將讓特殊利益集團明白,他們在華盛頓呼風喚雨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因為美國人民并非21世紀的難題,而是解決難題的答案。”
其實,這不過是對接此前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的執政理念而已。當年,克林頓與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大力提倡所謂“第三條道路”,以再次聚集西方社會的左派力量,重整左翼政治的聲勢。隨著奧巴馬的執政與連任,共和黨的右傾思維與民主黨的左傾思維,很顯然在美國社會已經完成了它們的交替。
在美國建國以來的200年歷史上,奧巴馬罕見地以從未有過的底層邏輯、道義邏輯治理美國社會。正是這種政治傾向,決定了他對美國“特殊利益集團”、尤其是金融資本集團的憎惡心理、批評譴責和征稅政策。但奇怪的是,奧巴馬這樣對準資本猛烈開火的人,在美國社會竟然贏得廣泛的歡迎和贊許。其實,資本是貪婪的、權力也是貪婪的,都是貪婪。奧巴馬不是基于權力貪婪,就不會競選總統。資本家對利潤全無追求,也就失去了階層特性。兩者之間誰也沒有理由譴責誰,或者必須同時接受譴責。但一方對另一方進行基于道義的譴責,似乎就有些悖于常理了。但正是美國這樣一個對權力、資本與群眾都富有警惕性的國家,由奧巴馬開出一個由權力驅動、動員群眾譴責資本的局面。這種左傾做派,實在是開美國左傾政治新局面。
英法俄的左轉之勢
在英國,19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政治組織就強大到足以作為一支政治勢力登上政治舞臺。1980年代保守黨的撒切爾夫人進行了一輪右傾改革,以非國有化的基本態勢,將英國重新推向私有化經濟的道路,試圖醫治20世紀左傾政治導致的“英國病”。但英國的左翼實力之強大,遠非撒切爾夫人可以一力矯正。英國人從費邊社會主義開始,到上個世紀末期,一百多年來,工黨都一股勁地沿著社會主義的跑道快速地奔跑。同奧巴馬這樣的西方左傾政治領袖一樣,英國的左翼政黨領袖總是以敵視資產階級,實現社會公平為己任。他們總是承諾一種旨在鼓舞人心的社會主義方案。
托尼·布萊爾說:“社會主義的道德基礎是唯一經受住了時間考驗的東西。這種社會主義是基于一種道德上的判斷,即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賴的,他們對自己也對彼此負有義務,良好的社會支持該社會中個人所作的努力,共同的人性要求每一個人都有一塊立足之地。這一社會主義的概念需要一種政治形式,以此我們共同承擔責任,既向貧窮、偏見和失業開戰,以創造條件真正建設一個國家:容忍、公平、富有創業精神和包容能力。”
這樣的話語,與奧巴馬的宣誓何其相似乃爾!英美兩個國家的左傾轉向,非常明顯,無需過多的辨析,可為人們感知。
至于法國的左派意識形態之影響整個國家的政治傾向,是一個無需太多口舌就可以確證的事情。執政的法國社會黨,一以貫之地以其左傾的做派,對法國左翼激進主義發揮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奧朗德是一個政治經驗很少的左派政治家。“擴大帶薪假期、削減法定工作時間、擴大社會保障,一系列‘社會主義’措施正是奧朗德心目中亟待恢復的‘法國夢’”。而誰都知道,法國的問題恰恰是社會福利太多,激勵工作的措施太少。不過左傾的法國政府從來不考慮財富來源,只重視財富的分享。這是社會黨前總統密特朗就已塑型的法國左傾政治風格。
發達國家的左轉,是被憲政體制規定了限度的政治變化。因此,發達國家左轉的極限,也就是中左而已。否則,發達國家就不得不處理政體重構的嚴重問題了。起碼到目前為止,這樣的政治局面尚未出現。但這種左傾政治的浮顯,無疑與發展中國家的左轉,構成一幅國際政治普遍左轉的總體政治畫面。
轉軌中的俄羅斯,大有重回左傾激進政治狀態的勢頭。俄羅斯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對抗,引人矚目。普京認為華盛頓規劃的世界新秩序毫無前途。真正有價值的是“國家主權的神圣原則”。這種政治主張,正成為普京在國內游刃有余地進行政治動員、獲得民眾極高支持率的重要支柱。
東歐拉美亦不例外
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大多因為經濟發展困境,出現明顯的左轉現象。轉軌初期,這些國家多由右派政黨執政,因此,在無力扭轉經濟發展頹勢的情況下,紛紛丟掉政權。
由于歐債危機久拖未決,去年以來,羅馬尼亞、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等中東歐國家的經濟麻煩不斷,部分國家經濟甚至出現了“二次衰退”。為了走出經濟困境,政府都實施了嚴苛的財政緊縮政策,增加稅收,壓縮公共開支,減少社會福利和養老金,造成失業率高漲,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受到嚴重影響。由于中東歐國家政府在這一時期都是右翼政黨執政,他們的支持率因此大幅下滑。而左翼政黨憑借提振本國經濟、改善民眾生活的競選綱領,以及加強政府調控、增加就業機會、促進社會平衡的政治理念贏得民心。
至于上個世紀曾經創造了發展奇跡的拉丁美洲,整體的左傾,已經不是近期出現的事情,而是近十幾年的整體政治趨勢。拉美在上個世紀后半期創造經濟起飛奇跡的時候,就已經由左傾的“依附論”將其打入了不健康發展的深淵。果不其然,拉美在上個世紀結尾階段陷入了困境之中。由此,對新自由主義的外部批判,就趁勢而起,將國家發展陷入困境的原因,歸咎于西方帝國主義的、自利的新自由主義方案。于是,國有化運動興起并興盛起來,作為對付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害拉美利益的趨同性選擇。左派政黨輕易地贏得國家權力,并且采取激進的經濟政策,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直接對抗。傳統的極左政權及其領袖人物,成為拉美的政治楷模,新生的左派領袖對之頂禮膜拜。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的極左體系,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的左傾政府,牢固地掌握國家權力。拉美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左派國家形成了更為緊密的經濟合作關系,甚至在政治上也刻意凸顯拉美的左派立場。曾經由軍人政權主導的拉美經濟騰飛,一下子轉變為左派政黨專政的拉美格局。
與轉型國家和曾經迅速發展的國家的左轉不同,世界上存在一些自二戰以后一直處在極左政治局勢中,尚未發生任何改變的左傾激進國家。亞洲堅決抵制現代轉型的朝鮮,堪稱代表。拉美的古巴,則是另一個老牌極左國家。盡管菲德爾·卡斯特羅退出了國家的領導崗位,勞爾·卡斯特羅努力推動改革,但總的說來,古巴還是世界左派人士向往的代表性國家。
今天的國際政治,完全可以稱之為“隱形的社會主義陣線”主導的政治局面。這里的“社會主義”,自然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概念。從北歐最溫和的、憲政框架下的社會民主主義,最后坐實到蘇東變種的威權社會主義或國家主義,各種品牌的社會主義組合成為左傾的國際社會。
思想界左翼力量興起
與國際政治局勢的左傾相伴隨,當今國際社會左轉的第二個突出標志,就是國際社會政治思想的左傾色彩較為鮮明。在當今國際社會的思想界,相對于潰不成軍的右傾思想家,左派思想家的“結盟”出場,可以說是最令人矚目的一道思想景觀。德國的傳統左派思想陣營———法蘭克福學派,在老一代思想家哈貝馬斯、新生代思想家霍耐特的帶動下,一如既往地堅持其左傾的思想立場。在世界范圍內非常活躍的、美國的《新左評論》,掀起了不少思想波瀾。這個雜志的主編安德森,不僅是左派思想家、社會活動家,而且堪稱左派的國際串聯者。左派思想家活躍在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以霍布斯鮑姆、弗蘭克為代表的左派歷史學家聲滿國際史學界,以阿明為代表的、批判不平等發展的理論在經濟學界影響廣泛,而以斯提格利茨、克魯格曼這些美式左派經濟學家發出的重視政府作用的聲音響徹環宇,以昂格爾為代表的左派法學家在國際法學界的影響也不可小覷。加之共和主義、社群主義等等左翼的社會政治思潮,國際思想界的畫面,幾乎可以說是由廣義左派所繪制的。
至于近期轟動美國讀書界的托馬斯·皮克迪撰寫的《21世紀的資本論》,就更是將左派自覺或不自覺的結盟而起的聲勢,推向了整個世界。一種承繼19世紀以來宣稱資本主義絕對不平等的思想理念,正在當下集結起來,要宣告21世紀的資本主義延續了19世紀的那種世襲性質,以至于必定陷入不可持續的狀態,非改弦更張不可。盡管這樣的左派立場,已經疏遠了斯大林主義式的方案,但卻是一種顯見的西方式左派主張。皮克迪說:我愿意看到在法治之下有效地實現公正;這樣的公正平等地適用于所有人,且來自于民主討論后所形成的被普遍理解的法律。這一似乎溫和有余的左派話語模式,很好呈現了“全球左翼之崛起”的趨同性思想性格。
就此可以對當下的國際社會左右歸屬作出一個概觀:在政治思想觀念上,國際社會流行好似結盟的左派價值觀念與學術主張,并以各種面目的反資本主義和贊同不同版本的社會主義將這些觀念陳述出來。在政治制度上,以反對資本主義的不平等,聲稱建構平等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引人注目。在生活模式上,提倡一種反對權貴,傾向平民的態度,以同情弱者、改善民生為日常生活圖景,因之而吸引人們的關注。
國際社會的左轉,乃是現代世界政治在左右之間搖擺的正常現象,不必大驚小怪。
(南都評論記者 陳建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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