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湖北日報》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

　　評《湖北日報》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

　　今天是8月24日，鄧小平逝世110周年紀念日已經過去兩天了。按慣例，紀念日一過，作為日報，在前期已經刊發了大量紀念文章的情況下，是不會再有紀念文章發表的。何況今天還是星期天呢?可是，湖北省委機會報《湖北日報》卻似乎意猶未盡，又用兩個整版(廣告除外)刊登了多篇紀念文章。其中主要的，一是網民對該報前幾天連篇累牘紀念文章的反映;二是對“國內出版界近兩年推出的有關鄧小平圖書”的推介。

　　關于前者，選登了四則網民的“微博、微信、短信”作為代表，對該報的紀念文章進行肯定，更對鄧小平進行頌揚。

　　關于后者，該文以《圖文：讀懂鄧小平》為題，詳細介紹了“國內出版界近兩年推出的”全部圖書。這些圖書(按該文的先后順序和說法)是：

　　1，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正在央視一套熱播，同名圖書也已面市;

　　2，劉金田的《鄧小平：一個世紀的傳奇》(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

　　3，美國社會學家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1月);

　　4，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的《鄧小平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2月);

　　5，葉永烈的《鄧小平改變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

　　6，高屹的《歷史選擇了鄧小平》(武漢出版社2013年8月);

　　7，余瑋、吳志菲的《鄧小平的最后二十年》(新華出版社2013年1月);

　　8，林建公、林庭芳、金釗的《讀懂鄧小平》(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

　　9，李洪峰的《戰略家鄧小平》(新華出版社2014年7月);

　　10，部卓綺的《鄧小平的語言藝術》(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1月);

　　11，余瑋的《平民鄧小平》(人民日報出版社2013年4月);

　　12，鄧榕、鄧林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月);

　　13，余賢群的《鄧小平與包玉剛》(華文出版社2012年7月)。

　　在全部上述13本圖書中，《我的父親鄧小平》其實是一本20多年前出版的舊書，此次新版不過加進了一些女兒吹捧老爸的內容和鄧林的名字罷了;美國人傅高義的那本書，在中國上市后非議不少且不說，也是一本上市多年的舊書;余瑋、吳志菲的《鄧小平的最后二十年》為兩年前出版，自不能算作紀念圖書;至于余賢群的《鄧小平與包玉剛》，是2012年7月出版的;還有《鄧小平傳》，也屬于這種性質。因而，真正可算作為紀念鄧小平110周年誕辰而作的圖書，除去上述5本，頂多只有8本，外加電視連續劇1部。

　　眾所周知，中國當局于今年年初就向全國發出了“紅頭文件”，要求今年要“隆重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而“隆重紀念”的重要方式，就是包括電影、電視連續劇之類的文藝作品和圖書。然而，“隆重”了大半年的結果，卻只“隆重”到區區8本書，外加1部電視連續劇。說實話，是夠寒磣的了。也許是感覺到過于寒磣而心有不甘的緣故吧，《湖北日報》才要這樣“隆重”地一一進行推介。而推介的結果，即這些書的銷售情況，就近日我在某大型書城的現場觀察看，幾本書擺放位置雖然突出，但青睞者卻很少，自費購書的更為零。而電視連續劇呢?開播后看的人并不多，但爭議聲卻頗高，比如剛播完第一集，人們就從中發現了三大造假硬傷。面對群眾的質疑，主創人員卻回應說“該劇不是紅色歷史劇，而是反映現實的文藝作品”。明明是《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即1976到1984年期間的鄧小平，怎么又成了文藝作品了呢?面對主創人員的上述回答，人們真是欲笑無聲、欲哭無淚，只能嗤之以鼻。

　　這種慘狀，使我想起了去年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時的情形。為了便于比較，不妨將其中的部分情況抄錄于下：

　　“ 據新華社12月25日電 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一批圖書和影視作品先后面世，其中包括50集電視劇《毛澤東》、電影《毛澤東與齊白石》、動畫片《少年毛澤東》、《偉人故事：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等圖書以及《毛澤東文獻》U盤電子書。”

　　“重點圖書有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捷撰寫的《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歷史貢獻》等4種理論研究著作;有著名編劇王朝柱創作的《尋路》、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劉金田撰寫的《偉人故事：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等4種通俗讀物。《毛澤東年譜(1949-1976)》已于12月15日正式出版。”(見2013年12月26日《河南日報》)

　　上述總計電視連續劇1部、電影1部、動畫片1部、U盤電子書1部，而新華社所稱之為的“重點圖書”則有11部。這就遠遠地超過了對鄧小平的“隆重”程度。但是，這還僅僅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就圖書而言，此外還有：

　　1，《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時代課題研究組》編印);

　　2，《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蕭三杯全國詩詞大賽作品集》(湘潭大學出版社);

　　3，《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臺海出版社);

　　4，《毛澤東重整舊山河——1949—1960》(人民文學出版社);

　　5，《重大事件中的毛澤東》(九州出版社);

　　6，《毛澤東詩詞賞析》(中國物資出版社);

　　7，《品悟毛澤東》(吉林出版社);

　　8，《歷史的情懷——毛澤東生活記事》(新華出版社);

　　9，《歷史的真跡——毛澤東風雨沉浮五十年》(新華出版社);

　　10，《歷史的借鑒——毛澤東評述中國歷代帝王》(新華出版社);

　　11，《歷史的真言——毛澤東和他的衛士長》(新華出版社);

　　12，《歷史的回眸——毛澤東與中國經濟》(新華出版社);

　　13，《歷史的真情——毛澤東兩訪莫斯科》(新華出版社);

　　14，《歷史的遺憾——毛澤東的未竟心愿》(新華出版社);

　　15，《為什么是毛澤東》(光明日報出版社);

　　16，《回看毛澤東》(人民出版社);

　　17，《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紅色檔案》(西苑出版社);

　　18，《領袖交往實錄(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人民領袖毛澤東(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清廉領袖毛澤東》(江蘇人民出版社);

　　21，《犧牲：毛澤東和失去的親人們》(江蘇人民出版社);

　　22，《光輝的歷程：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年畫宣傳畫集》(作者 謝之光);

　　23，《郵票上的毛澤東》(作者 李近朱)。

　　以上23部書，再加上前面說到的新華社所稱之為的11部“重點圖書”，共有34部。這個數字，與我去年于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期間在前面提到的“某大型圖書城”看到的情形差不多。當時，我圍著該書城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而特設的圖書專架轉了一圈，并大體地數了一下圖書的數目，也就是30多部。這個數字與被執政當局所“隆重紀念”的鄧小平相比較，應該也不算十分寒磣吧!然而，當時我沒有記錄下那些圖書的書目，因而應該不全是上面所列舉的圖書，也就是說，實際上，上述數字絕對難以說是一個全面而無遺漏的數字。

　　至于全國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其他人民群眾對為紀念毛澤東逝世120周年而作的這些圖書的反映情況，當時的報導很多，我在這里只信手拈來新華網甘肅頻道的一則報導為例：

　　“新華網甘肅頻道消息 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日。記者12月25日走訪蘭州的西北書城、新華書店了解到，毛澤東圖書成為圖書市場的‘常銷書’，各大書店通過開設圖書專柜、進行重點陳列等方式銷售紀念毛澤東相關圖書，迎接毛澤東誕辰紀念日。

　　“《毛澤東的自我批評》《毛澤東與共和國非常歲月》《毛澤東評述中國歷史名人名著》《毛澤東一家人》《毛澤東的家居》(本文作者注：這里所列圖書都不包括在上述34部書籍中)……走進西北書城一樓左側，由中共黨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的各類毛澤東圖書整齊排列，不時有讀者翻閱、購買。讀者王積銀購買了由英國迪克·威爾遜著的《毛澤東傳》后告訴記者：‘多看看有關毛澤東的圖書很有意義。’

　　“西北書城導購員白明介紹，西北書城在人物傳記、黨政、中國哲學、中國詩詞等4個專欄，共設有與毛澤東相關的圖書140多個品種，一直是不受季節影響的‘常銷書’，尤其是《毛澤東思想概論》《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等書籍;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日，近期很多讀者特別關注日前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為此，西北書城正在積極組織備貨。

　　“走進張掖路上的新華書店，由毛澤東秘書李銳(本文作者注：李銳從來都沒當過毛主席的秘書，只當過短期的當時的水利部與毛主席的‘聯絡員’。30多年來，他自封‘毛澤東秘書’，不過是想借此為他的反毛反共言行增添些欺騙性罷了)著作、紅色封皮包裝的《毛澤東傳》‘迎面而來’，‘毛澤東相關圖書作為‘常銷書’不僅一直設有專柜，且從來不斷檔，為迎接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我們又購進了不少新書，還進行了重點陳列。’新華書店工作人員劉志斌介紹道，新華書店近期特別購進‘隆重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系列書籍，包括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風雨沉浮五十年》《毛澤東和他的衛士長》、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的時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交往紀實》等。(記者施秀萍 實習生孔維一)”(以上見2013年12月28日《甘肅日報》)

　　上述《甘肅日報》所報導的有關毛主席的圖書一直是“不受季節影響的‘常銷書’”，蘭州市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期間，書店里“各類毛澤東圖書整齊排列，不時有讀者翻閱、購買”的情形，無疑可以作為全國各大中城市的一個代表或者縮影。由此可見，毛主席雖然已經離世37年，可全國絕大多數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軍人和其他人民群眾不但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忘記他，卻仍然對他一往情深，作為此種心情表達的一種方式，對有關他的圖書仍然保持著極高的關注度和熱情。這種情況，著實令人感到欣慰，也發人深思。

　　這還遠遠不包括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期間，全國各地開展的(有官方的，更多的是民間自發組織的)數以千計的諸如紀念集會、書畫展、文藝演出和紅色參觀旅游等等紀念活動。

　　關于文藝演出，雖然中央的多個部門和北京市共同精心策劃的定在人民大會堂上演的名為《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的大型文藝晚會，在臨近演出前夕(演出票早就銷售一空)被最高當局嚴令禁止了(南方都市報 記者 張晗)，但由矍弦和、周濤擔任主持，聚集了鮑國安、宋祖英、戴玉強等等一大批演藝界著名(其實，那天登臺獻藝的都在“著名”之列)人士的、題目為《人民的毛澤東》的大型音樂會，卻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仍然在國家大劇院如期成功地舉行。而湖南省、青海省等省也都精心組織了大型文藝演出活動。另據報導，為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國家的相關部門還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

　　以上這些，當然都是“隆重紀念鄧小平”所望塵莫及的，也是決意要繼續“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的執政當局所十分不愿意看到的;不過，黨心、軍心、民心如此，不愿意卻也是沒有辦法的。

　　如果考慮到35年來，黨內外的反毛反共勢力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時代所持續進行的丑化和妖魔化，那么，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時候，他仍然能夠得到上述那樣全民性的真正不失為隆重的紀念，一切尚有良心、心懷正義的人們，應該都是為之欣慰的。

　　當然，“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不欣慰乃至強烈反感的自然也大有人在，比如《湖北日報》恐怕就要算上一個。經查，紀念日期已過卻仍然連篇累牘地對紀念活動進行報導和對被紀念者進行高調頌揚這樣的“殊榮”，《湖北日報》是只會給予“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其他的人，包括毛澤東絕難企望。這絲毫也不奇怪，因為該報從來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時代就是持否定和妖魔化態度的。正因為如此，它才將毛澤東時代誣稱為“貧困潦倒的國度”(2013年11月14日該報)，才誣蔑毛澤東領導和影響下的“前30年”只做了一件事——土地改革(2014年6月27日該報)，才咒罵毛澤東時代是“空喊”口號(2014年8月26日該報)。民間有句罵人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來。”罵人是不好的。不過，《湖北日報》(應該不是其全體從業人員)在階級立場上既然如此地憎愛分明，如此地反毛擁鄧，那么，妄想它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說句公道話，恐怕是件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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