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高層對話,為什么被國內媒體(包括官方媒體在內)定義為戰略對話?這個問題其實不難解釋。
老牌帝國的英國最初是靠侵略和殖民他國而立國的,而美國則是二戰之后依靠強大的軍事武器威懾性開始立國。到20世紀初,美國制造業逐步超越英國,金融上的特征性事件就是鑄幣權從英國逐步向美國轉移的過程,至“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美國完全接手了國際貿易的鑄幣權,美元成為各國主要儲備資產。其中一個顯著性事件是,在1943年至1944年美英兩國關于戰后貨幣體系的談判(也就是所謂的經濟戰略對話)中,美國為了盡早終結英國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美方對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的浮動匯率作了極為嚴格的限制,據此放大英國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使各國無法通過匯率調整來調節國際收支,降低了這些國家抵御金融風險的冗余度。簡單說,美國霸主地位的支撐來自其龐大的消費市場和美元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這也最終成就了戰后美國在資本主義陣營中政治、經濟、軍事的核心地位。通過世界資源的有效控制,直接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垮塌的越南戰爭,反而促進美元霸權的強勢地位,蘇聯崩潰之后,北約組織依舊存在,奠定了美國世界一超獨霸的地位。
拋開簡單化論述,對英美霸權更替進行詳細分析,就知道軍事戰略、經濟戰略、科技戰略以及政治戰略融合的復雜性非常大,也就明白今日之中美與昔日之美英的戰略關系沒有可比性,最重要的是,中國不具備多個可靠盟國為基礎。但現在偏偏有那么一大幫專家拿當初美英關系來比中美關系說事,所以,對“戰略對話”“戰略伙伴”有必要追根溯源。
“戰略伙伴”“戰略對話”之說由何而來?
美國總統克林頓是最早提出“戰略伙伴”之說,接下來,美國總統布什又提出了“戰略競爭對手”說。目前仍在進行的中美多輪對話,中國方面稱之為“戰略對話”(Strategic Dialogue),而美國一方則稱之為“高層對話”(Senior Dialogue),原因是美方認為只有與盟友的相關對話才能稱為“戰略對話”,美國不認為中國是盟友,由此可見中美“戰略對話”的細節含義本身就是中國一廂情愿之說。
“高層對話”指的是國際上的雙方(或多方),就重大的、關鍵性的問題進行交換態度、溝通意見的外交活動。中美經濟對話是2006年9月布什總統時期設立的,是中美現有20多個磋商機制中級別最高的一個。對話每年兩次,輪流在中美舉行。具體事項如何其實不需要記住,但要記住一點,那就是此次戰略對話是在美國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后狂妄姿態百般凌辱中國,不了了之又再次發生中美撞機事件之后的事情。
戰略,即謀略,國家戰略即國家各大領域的全局策劃和指導,直接的說,是一種主權行為。國家戰略由國家主權性決定了戰略是以國家全面利益為出發點,在沒有遭遇軍事重大侵略時期,不存在任何犧牲一種利益成全另一種利益作為代價,也就不存在主權可以談判的可能性。而全面性分析就知道,中國國內大肆鼓吹的“戰略對話”是由美國引進而來的舶來品,屬于漢奸口味濃重的假政治外交學術的用詞。起先,中國的經濟改革著眼于“市場換技術”,而從當前經濟結局來看,中國經濟戰略界已經潰不成軍。之后,從各種外交重大事件連貫性分析,所謂的“戰略對話”明顯著眼于地緣戰略安全問題,以市場換周邊安寧成為“戰略對話”的底線。這種戰略已經不叫戰略,完全屬于被殖民國家的一種奸略。“市場換技術”與“市場換周邊安全”的區別是,當初的“市場換技術”可以公開性宣講,而“市場換周邊安全”卻是不敢公開的妥協戰略。因為美國不把中國當戰略伙伴,亞太戰略重點布局威懾遏制中國,中國進一步的深化反倒是讓國企參合美資。明白了“市場換周邊安全”的意義,很多人就會明白南海東海危機不過是美國對中國經濟掠奪的一個重大籌碼,力求維持爭議和勉強應對不過是討價還價的下作犯賤的手段。從經濟改革到軍事現實戰略和政治戰略的綜合性判斷,很多人或許明白某些少數人物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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