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紀念歷史人物

　　中國藥科大學(xué) 張志坤

　　如何紀念歷史人物是一門很大的學(xué)問，因為這里面的關(guān)鍵在于對歷史人物的評價。

　　眾所周知，在政治與歷史范疇，有關(guān)歷史人物的評價從來都是難點。一個司空見慣的毛病是，如果說誰“好”，簡直就好得天衣無縫、絕無任何瑕疵;如果說誰壞，簡直就壞到無邊無際、罄竹難書。這一毛病在中國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婦孺皆知，成為幾乎人人詬病的一大弊端。人物越是顯著突出，相應(yīng)地，這個問題也就越發(fā)突出。

　　竊以為，越是重要的歷史人物，人們在紀念評價的時候就越要謹慎，尤其要避免上述不良傾向。為此，大概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其一，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要用歷史眼光。

　　所謂歷史眼光，大概包涵兩層意思：一是要把歷史人物放在當(dāng)時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下去加以考察，因為他所說所做的一切，都是特定時代、特定條件的產(chǎn)物，任何過高過大的苛求都不合邏輯;二是還要把歷史人物放在整個歷史長河中來加以考察，也就是說，僅僅放在當(dāng)時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下去加以考察遠遠不夠，還要將其拿到新的歷史時期，拎到新的歷史高度去加以考察，檢驗其思想邏輯與業(yè)績貢獻在今天能否經(jīng)得起檢驗，在未來能否經(jīng)得檢驗。

　　古今中外、古往今來，喧囂一時的歷史過客如過江之鯽，但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的人卻鳳毛麟角。歷史這面鏡子既是公正的，也是無情的，只有經(jīng)過它的檢驗，才能真正看出歷史人物究竟有多大的時代局限性與歷史局限性，才能知道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其思想邏輯的結(jié)構(gòu)性缺失與能力水平的自然缺陷到底在哪里。

　　其二，對任何人都應(yīng)本著一分為二的辯證態(tài)度。

　　人們經(jīng)常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說的是對任何人都要一分為二。對歷史人物而言，一分為二的重點在“功過二分法”，沒有任何一個偉大人物的歷史功過之比會是10:0。在難以避免的時代局限性與歷史局限性這樣的前提下，再加上存在個人的各種結(jié)構(gòu)性缺陷缺失，這使得每一個歷史人物都需要一分為二地加以評價：既要充分肯定其現(xiàn)實功績，同時也要深刻認識其歷史過失，甚至可以說，為歷史人物評功擺好的那種緬懷、紀念固然莊重肅穆，但真正檢討缺失過錯的態(tài)度才更加韻味無窮。比如歷史上著名的大改革家王安石，這是筆者特別崇拜的一個歷史人物，但筆者也深知這個人諸般缺點過失，并每每為之發(fā)歷史之憾，生千古之憂。竊以為，這樣的緬懷也應(yīng)該算是與人為善吧。

　　其三，紀念歷史人物，既要有情有義，情感第一，同時也要不失理性，恪守基本的原則底線。

　　人是情感動物，任何時候都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感情色彩，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人性出發(fā)，延伸到人文領(lǐng)域，則有“子不言父過”的倫理觀與“為尊者諱”的歷史觀，所以任何紀念、緬懷都免不了成為一定意義的“隱惡揚善”，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與此同時，還要恪守實事求是的底線，不失基本的政治原則與理性立場。而現(xiàn)實往往存在兩種極端，有的人對歷史人物進行報私恩式的緬懷，也有的人則對歷史人物搞泄私憤式的鞭笞，這樣兩種“紀念”方式都非常要不得。

　　在這方面，中國歷史上許多作家是值得今天中國人學(xué)習(xí)的。比如晉人陳壽，即《三國志》的作者，歷史傳言他的父親曾被諸葛亮治罪，很受打擊。但陳壽寫《三國志》卻完全拋開了個人恩怨，秉筆直書，對蜀漢和諸葛亮都有很客觀中肯的評價，這才是高尚的和站得住腳的歷史態(tài)度。

　　總之，對任何歷史人物都要一分為二，不管是“三七開”還是“二八開”，哪怕就是“十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guān)系，也總得“開”一“開”才好。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好”就十分“好”，“壞”就徹底“壞”的不良習(xí)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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