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飯、逃港”不是那個時代的“主唱”——小評《轉折》
看到廣告里說，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的獻禮大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以下簡稱《轉折》)近日已在央視一套晚間黃金檔播出，相關評論說其內容很有突破，講到政治斗爭和真理討論，包括粉碎“四人幫”、華國鋒上臺，鄧小平在政治博弈中如何勝出，片子都沒有回避等等。于是把它搜出來看了看。看了前面幾集，感覺這個劇的編劇在有些問題的處理上得并不好，下面一點一點隨意地小評幾句。
為了“轉折”的需要，《轉折》用比較大的篇幅寫了兩件事，一件是應該是取自鳳陽縣小崗村的“討飯”，一件是當年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的成規模的“逃港”。大于認為，編劇的這種取材角度是有問題的。因為在《轉折》精心刻畫的那個時代(具體來說就是1976年)，雖然存在個別的“討飯、逃港”現象，但它只是那個時代的雜音而絕不是那個時代的“主唱”。那個時代“主唱”是什么呢?我們可以回顧一下當年的一些重要文獻。
1975年《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摘錄
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社會主義革命是使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強大推動力。我們必須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在革命統帥下，努力增加生產，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更加鞏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人民奮發圖強，戰勝種種艱難險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變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我們應當繼續努力，發揚成績，克服缺點，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乘勝前進。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從周總理這個報告的這些內容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主唱”是“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是“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鄧小平對周總理的這個政府工作報告應該是認可的。四屆人大閉幕后，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相繼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中央的日常工作，一直到1976年4月。如果“討飯、逃港”問題當時是劇中說的那么嚴重，那么讓人們怎么去評價周總理和后來鄧小平主持的經濟工作呢?
評論一部文學作品、一個作家有政治標準、思想標準、歷史標準、社會標準、藝術標準、美學標準等等。就從美學標準和歷史標準來說，最重要的標準就是形象的真實性。編劇在《轉折》中選取的“討飯”形象的小崗村，就是在當時不先進的鳳陽縣也從來是一個非常落后的典型，沒有普遍意義。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成規模的“逃港”事件發生的時間是1979年，發生的原因也有很復雜的外部背景，可是編劇卻把它“穿越”到1976年，對一個重要的歷史劇，這種手法是極不光彩的。
所以大于認為，編劇在《轉折》中精心選取的這兩個題材違背了基本的真實性的要求，是經不起歷史和觀眾質疑的。
“專家掃廁所”的虛虛實實 ——小評《轉折》
《轉折》的編劇好像對“專家掃廁所”這個事情有獨鐘，不僅在劇中多次提到，還具體落實到虛構和與實名的人物上，給觀眾的感覺是，那個時代專家們都在干掃廁所、燒鍋爐等下等勞動，讓人憤慨。如網上有篇《王大珩：鄧小平口中的“掃廁所專家”》寫道：
1977年8月4日上午8時50分，蘇步青、吳健中、馬大猷……幾乎是全中國最優秀的30多名科學家、教育工作者已經等候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已經10多年沒有這樣科學與教育界的盛會了。
九時正，臺灣廳一側的大門打開了，鄧小平健步跨入大廳。當時全體代表起立，長時間地熱烈鼓掌，這是發自內心的掌聲。
鼓掌的科學家里，有“中國光學之父”王大珩，他在參加科技教育座談會前夕，還關在吉林的看守所里。
接著，該文又解釋說：同實際情況相比，劇情有一定的藝術加工成分。根據王大珩的自述，他是受到迫害后“索性自愿去掃廁所”，并沒有被關押看守所的情節。
看來，劇中的“專家掃廁所”情節的設計也是虛虛實實，難以捉摸。在大于的印象中，文革中“專家掃廁所”的事是有的。例如文革初期工作組領導的文革，北師大附中的“宋彬彬”們就曾讓卞仲耘校長掃過廁所，后來還把這個校長打死了。到1976年時，毛主席早就說了“老九不能走”，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已經成為共識，如果真還有“掃廁所”的，那應該是有與“專家”無關的其它問題了。
大于的感覺是，在《轉折》中編劇對“專家掃廁所”情節的“藝術加工”，仍然鉆進了概念化、臉譜化的誤區，既違背了文藝創作的真實性原則，也把復雜的歷史簡單化了。編劇的這種處理讓藝術沾染上權術的異味，乃至讓《轉折》也喪失了藝術的美感效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最好來看看劇中的“掃廁所專家”王大珩先生在《我的半個世紀》的相關記述——
王大珩：《我的半個世紀》(摘錄)
1967年7月，部隊奉中央軍委命令進駐長春光機所實行軍事保護。12月，光機所實行了軍管。
軍管會主任叫單奎章。單奎章在部隊是一個響當當的團長，帶過兵，打過仗。按部隊首長的評價是員“橫踢馬槽的猛將”。他是苦出身，沒有多少文化，但人卻極機靈，記憶力相當好。他在光機所上千名知識分子面前講話，只需列個提綱，提綱上一共也沒有幾個字，還畫著許多只有他自己才認識的符號。他張嘴一口濃重的山東口音，但話卻講得生動，聽著不厭。單奎章精力過人，律己很嚴。他是帶著鋪蓋卷進入光機所的，雖說他家離光機所并不遠，但他平時從來不回家，就在辦公室里住著，白天晚上地琢磨工作。單奎章的腦子很夠用，他懂得科研單位是要搞科研的，是要出科研成果的，因此他抓科研，也抓國防科研任務，而且抓得很緊。
在當時那種特定的情況下，單奎章領導的軍管會在一開始確實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長春光機所在實行軍管后，很快就從派別相爭、武斗不斷的混亂狀態中解脫出來了，各派之間順利實現了大聯合，科研工作也開始陸續恢復，光機所在極短的時間里就迅速地建立起了一整套準軍事化的新秩序。在所有科研項目都被迫停下來的情況下，長春光機所的國防科研任務卻始終沒有停，在當時那種混亂的情況下，這本身就是個驚人的奇跡。
看到這一切，我心里十分欣慰。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軍管會身上，寄托在單奎章身上了。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正是這個人給光機所帶來了一場更大的災難。
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從1968年開始，單奎章借著全國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的機會，決心要做出驚人之舉，他說工業有了一個大慶，農業有了一個大寨，就是科技界還沒有一個在全國叫得響的單位。他要把光機所弄成一個抓階級斗爭的全國典型，讓全國都知道光機所，讓全國都知道他單奎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決定立刻在光機所內部挖出一批潛伏著的特務、叛徒，讓事實來證明他的魄力和能力。他很有信心地說：“光機所這么一個重要的單位，沒有叛徒特務那才有鬼了!”
那是長春光機所歷史上最陰暗的一段日子，幾乎每天都有人被突然送去隔離審查，不斷地有新的特務被供出來，越來越多的人受到了牽連。按單奎章的說法，光機所是個特務窩子，共有7國特務和4條又粗又黑的特務線!當時，光機所有3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150多人被隔離審查，5人被押送公安機關，13人被逼自殺。一時間光機所的重大特務案株連了包括有全國十幾個省市在內的幾十個科研單位!
那時，我雖然頂著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但因為所里還要搞國防科研工作，就給我掛了個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本來，從北京回來后我已下決心不再說話，但光機所的現實卻使我無論如何也無法繼續保持沉默了。我親眼看到身邊的許多人被關押、被毒打、被送進了監獄。這其中有很多都是第一批就隨我來到長春，為建所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在與他們相濡以沫共同創業的20多年間，我與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熟悉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我了解他們，信任他們，我絕不相信他們會是叛徒、特務!看著光機所人心惶惶的一片混亂景象，我憂心忡忡。我知道再這樣折騰下去光機所就完了。光機所是我親手創建的，這里面不僅凝聚著我個人的心血，也凝聚著所有關注祖國光機事業的人們的心血。為了光機所，為了祖國的光機事業，我苦苦地奮斗了20多年，才好不容易創下了這份家業。這是我全部的希望，是祖國光機事業的全部希望，我不能容忍單奎章生生地毀了這個希望!
于是，我找到單奎章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說，你不講民主!你這樣干下去是要失敗的!光機所的老家當快讓你丟光了!當時，單奎章在光機所說一不二，從沒有人敢頂撞他。他見我竟敢當面指責他，不禁大發雷霆，差點把杯子摜到了我的臉上。
從這以后，單奎章就開始跟我過不去了。
1974年元旦剛過，單奎章精心安排了一個學習班。兩天之后，學習班突然變成了揭發批判大會，單奎章精心安排的“群眾揭發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我。我心里明白，單奎章這是開始對我下手了。我并不感到突然，知道這一天早晚是會來的。所以，當點到我的名字的時候，我就從座位上站起來了。誰也沒想到我會主動站起來，而且我不僅站起來了，還轉過身來把自己整個面向全場的群眾。那一刻，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我，會場上的空氣仿佛都凝固了。我很真誠地對大家說，我愿意面對群眾，我歡迎大家給我提意見，我什么樣的意見都準備聽。沉默了好大一會兒，揭發批判才繼續下去。我一直站在那里聽著，我聽到大多數發言內容都是揭發我對單奎章有抵觸情緒，或是批判我有“唯生產力論”的單純業務觀點的，我的心里就有底了。最后，當“群眾揭發批判”結束后，我講了幾句話。我一開口就坦然承認我對單主任有意見。我說我的確認為單主任的很多做法是不適當的，甚至可以說是很過分的，我不同意這樣做!我說這樣做是要打敗仗的!我說出這些話后，全場都震驚了。自從軍管會進駐以來，光機所從沒有人敢當著單奎章的面，當著全所人的面對堂堂的單主任表示不滿!坐在臺上的單奎章臉剎那間變得鐵青，他怎么也沒想到我竟敢當眾叫他的板。
這一次搞得單奎章很尷尬。會后，單奎章立刻做出決定，把我發配到下面勞動看管。我索性自愿去掃廁所，看你還能把我怎么樣!
我并不鄙薄掃廁所。過去，我歷來對光機所的衛生環境要求十分嚴格，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那時我每次到下面科室去，總要隨手在儀器設備上摸幾把，如果摸出灰塵來，我立刻就會拉下臉來毫不留情地批評一通。連這點最起碼的清潔最起碼的文明都不能做好，還能搞好精密儀器嗎?我愛光機所，愛光機所的一切。從這個角度上講，我掃廁所是心甘情愿的。我愿意通過自己的雙手來清潔光機所的環境，包括廁所。尤其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甚至有些喜歡掃廁所的工作。因為在我的眼里，廁所與外面那個嘈雜混亂的世界相比，簡直就是一塊凈土。這里沒有震耳欲聾的口號，沒有裝腔作勢的威懾，沒有廝殺和狡詐。這里的一切都很簡單、很直接，出力就有效果。只要多使一把力氣，眼前立刻就會多一分潔凈，多一抹光澤。
惟一使我感到遺憾的是，這種簡單的體力勞動只能占據我的手腳，而無法占據我的頭腦，無法使我擺脫內心的痛苦。說實在話，那時我的內心極度痛苦。但我痛苦的不是自己目前的處境，而是光機所的現狀。我痛苦，是因為我眼睜睜地看著千辛萬苦開創出來的光機事業毀在他人手中，而我自己卻束手無策。
我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發生變化的。
我屬兔，就我的本性來講我與自己的這個屬象是十分一致的。除非為了工作，我在其他事上從不與任何人發生爭執。平時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挺隨和的。但是，兔子也有被逼急了的時候!在掃廁所的那段日子里，我思考了很多。我想，我決不能就這樣忍下去，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胡作非為把光機所毀掉。盡管單奎章當時已經提升為省科技局局長、局黨組書記了，我還是決心與他拼上一拼。
一次，中科院召開工作會議。我利用這個機會，把光機所的情況捅了出來。我在會上詳細介紹了光機所幾年來慘遭破壞的情況，揭露了單奎章在光機所的所作所為。聽了我的講述，在場的人都十分震驚，中科院院長方毅當場表態：“一定要把光機所的事情處理好。”接著，在長春體育館4000人大會上，我又慷慨激昂地揭發了單奎章的罪行。我的揭發博得了全場群眾長達兩分鐘的熱烈掌聲。
正巧，此后不久，剛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全國科學教育會議。會議邀請了全國30位科學家、教育家到北京座談科技、教育工作，我也受到了邀請。在這次會上，我拿出了準備充分的材料，詳細地向小平同志匯報了我們光機所這幾年來慘遭破壞的具體情況。我看到小平同志在聽我的匯報時，一直緊鎖著眉頭，面部表情十分嚴肅。匯報后，他當即做出指示，要求中國科學院和吉林省委兩家牽頭，共同處理光機所的問題。他很激動地說：“你們一定要把光機所的事抓好!”
在小平同志的親自關注下，長春光機所的問題終于得到了解決。兩個月后，單奎章被隔離審查。第二年5月，他被開除黨籍，撤銷了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后來又交由公安機關實行逮捕，并被判了刑。與此同時，光機所被他所迫害的300多“特務”也都陸續平了反，一場噩夢終于過去了。
長春光機所的人永遠也忘不了1978年7月6日這一天。那天，從清晨起人們就紛紛涌向會場。還不到7點半時，所俱樂部的主會場和兩個分會場就已經座無虛席了。許多人只好擠在舞臺上、過道間、走廊里。8點10分，當宣布長春光機所傳達省委關于單奎章停職反省的決定大會開始后，會場上頓時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人們情緒激昂，長時間地鼓起掌來。當省委領導同志傳達了省委關于單奎章停職反省的決定后，會場里再一次鑼鼓鞭炮齊鳴，掌聲歡呼聲雷動，整個會場一片歡騰。有的人竟激動得在會場里扭起秧歌來了。
后來，我曾許多次地想起過單奎章這個人。我想，單奎章也是個悲劇人物，他是“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的產物，他本身就是極“左”路線的犧牲品。單奎章曾是一個合格的軍人，他是從軍隊中選拔出來的有能力的干部。但是，有時有能力卻比沒有能力更為可怕，因為能力是一柄無論刺向哪里都會刃及深處的劍!如果在正確路線之下，他或許也會干出一番成績來。但并不是所有的錯誤都可以往路線上推的。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那就是他極其狹隘、自私、冷酷的品格，導致了他個人野心的極度膨脹，導致了光機所的大悲劇，也進而導致了他個人的悲劇。
從這個記述可以看到，王大珩先生“決心與他拼上一拼”的這個單奎章不是劇中所說的“造反派”，而是軍管會的領導。單奎章這種人造成的悲劇過去有，后來也會有;大陸有，臺灣也有;中國有，美國一樣會有。大于認為，對這種人造成的悲劇采取簡單的概念化、臉譜化處理，是沒有什么社會意義的。
順便提一下的是，在王大珩的《我的半個世紀》中，他的另一段記述很值得看一看，特別地推薦給大家——
在新中國的發展史上，有個一直使人困惑不解的問題，這就是我們黨為什么會選擇在60年代初，那個內外交困的最艱難的時刻，開始原子彈的研制。當世界充滿了陰冷敵視的目光時，當災難性的大饑荒正趁火打劫席卷全國時，當貧窮落后還像標簽一樣牢牢烙在中國的額頭上時，中國共產黨人卻勒緊褲腰帶，開始了向世界性的尖端武器——原子彈、導彈的進軍。
有一個答案是肯定的，就是100多年來外國列強侵略的歷史在中國人的心中結下了太深的國防情結，過去那個有國無防的中國給中國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憶。執政后的中國共產黨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樣的歷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護家的圍欄，而必須掌握具有威懾力的戰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為沒有人會等你填飽了肚子后再來打你。
于是，1960年，中國這個被列入世界上最不發達地區之一的貧窮落后的大國，以令世人震驚的膽量和氣魄，制定了以發展尖端武器為主的研制武器裝備的戰略方針。我們黨決意克服一切困難，走一條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地發展原子彈、導彈的路子。
許多年以后，有人在評價這段歷史時，曾對我說過這樣一段話，他說那是一個國防科技得到超前發展的時期。所謂超前，是指中國當時國防科技方面的發展與生產力水平極不相稱。在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情況下，中國幾乎是傾全國之力來搞國防科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說，中國的原子彈是建立在眾多老百姓以吃玉米面，維持最低生活標準的基礎之上的。他的話中有一種東西使我不太舒服，我沉思了很久才對他說，不錯，你的話也許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但是，當你現在說出這些話時，世界局勢畢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戰爭之劍不再高懸在我們的頭頂上了，我們被侵略的威脅也已經遠沒有當年那么緊迫了。可是，我想問問你，若是沒有我們自己造出的原子彈，若是沒有原子彈在力量對比中做砝碼，會有這后來的一切嗎?恐怕不會。我想，對這一點體會最深刻的莫過于毛澤東了，所以毛澤東才會深有感觸地說出這樣的話：實踐證明原子彈還是要有一點的，有一點就比一點沒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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