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說過，北大是常為新的。
“新”字用得好，妙不可言。大師就是大師。
為新，意思是走在人前，敢為天下先。這的確是北大的特點，也正是這個特點，造成了北大的尷尬：進步的時代她最進步，墮落的時代她最墮落。
這一點，魯迅也早就看出了。他夸過北大是“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也罵過北大“墮落至此，殊可嘆息”。這看似矛盾的評價，統一在了“新”字上。
北大是中國的北大，因為她走在前面，她提出的問題也往往是中國的問題。這就是我們應該關注北大設立燕京學堂，開設中國學學科的原因。
這不是一個大學開一個可以自主決定的二級學科的問題，也不是設一個新專業擴招的問題。北大借此提出的是對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的走向都極具挑戰性的問題：中國知識界該怎么研究中國?什么是中國的主體性?中國應該怎樣構建自己的主體性?
這是為什么清華的手筆更大的“蘇世民項目”只是學校自身發展中的一步，而北大的燕京學堂卻與整個國家的走向聯系了起來，吸引了知識界乃至全社會的關注。
北大校方顯然還對相關問題的重要性處于無意識的狀態，還只是把“中國學”、“主體性”這樣的概念用在裝點這個新項目上，也沒有意識到所作所為恰恰是缺乏主體性的表現。
北大要搞的中國學，沒有脫離以西方中心主義為根基的“東方學”的范疇，這樣的中國學與中國的主體性毫無關系，只與西方的主體性有關。
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中國需要中國學嗎?
以中國的主體性為坐標，與其說中國需要中國學，不如說中國更迫切地需要自己的“西方學”。這還不夠，中國真正需要的是新的現代性歷史敘事。這里才能孕育出中國的主體性。
在這之外，我們也看到，在爭議中北大校方沒有蠻干，而是傾聽、溝通和妥協。我們看到，“兼容并包”之風仍在。在這點上，要給北大點個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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