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聲“臨刑喊冤”都要予以高度重視

　　今日社評 本報評論員 潘洪其

　　“公安機關、司法機關對“喊冤”的重視和關切是萬分必要的，為此付出再高的辦案成本也是值得的。這樣才能把公正司法、保障人權的努力做到極致，才能最大限度避免錯判錯殺悲劇。”

　　廣東惠州中級人民法院23日召開死刑宣判執行會，死刑犯劉文彪當庭大呼冤枉，稱自己有重大立功舉報材料。法官暫停執行程序，劉文彪被押回看守所。法院判決顯示，劉文彪參與制造毒品102公斤，被認定為主犯，一審被惠州市中級法院判處死刑，廣東省高級法院二審維持死刑判決，后經報最高人民法院審查核準死刑。

　　死刑犯“臨刑喊冤”，法官“刀下留人”，這樣的故事在古代小說中不乏其例，在當今現實中似乎卻十分難得。被惠州中院暫停執行的劉文彪是幸運的，他臨刑前的一聲喊冤，為自己爭取到了暫時保命的機會;但湖南人滕興善、河北人聶樹斌、內蒙古人呼格吉勒圖等人就沒有這樣幸運，他們的喊冤未能引起檢方和法院的足夠重視，被“果斷”執行死刑，多年后真兇現身之時，他們的冤魂早已深埋地下，再無出頭之日。

　　在“臨刑喊冤”和“刀下留人”之間，蘊含著尊重生命、保障人權的先進理念，體現了司法執行中程序正義對實體正義的制衡，也符合現行法律法規的明確要求。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下級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執行死刑的命令后，應當在七日以內交付執行，但執行前發現判決可能有錯誤，或罪犯揭發重大犯罪事實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可能需要改判的，應當停止執行，立即報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劉文彪的死刑判決被停止執行，屬于上述第二種情況，即他揭發重大犯罪事實或有重大立功表現，案件可能需要改判。

　　也有人對法官“刀下留人”表示不同的理解，認為現在死刑案件從偵辦、起訴、判決到核準、執行，每一個環節都有嚴格的制約和要求，經過一審、二審到最高法核準死刑，法院的判決就應當依法執行。如果僅僅因被告人臨刑喊冤就停止執行，而幾乎每個死刑犯出于求生本能都可能臨刑喊冤，這勢必給執行法院判決造成極大的麻煩。具體到劉文彪參與制毒案，被告臨刑前大喊“冤枉、不服”，稱自己只是受雇于李某，李某才是出資、指揮制毒的主犯。劉文彪的這個“舉報立功”情節，多少有些讓人費解，因為假如他的舉報屬實，他之前為何一直隱匿不報，眼睜睜看著自己被認定為主犯、被判處死刑，將自己置于極端危險的境地，直到臨刑前才高聲喊冤?有人甚至認為，死刑犯“臨刑喊冤”多半都是“詐冤”，不能一有死刑犯“臨刑喊冤”，法官就暫停執行、“刀下留人”，否則，法院判決以及最高法核準執行的權威性都將受到不小的影響。

　　從死刑犯“臨刑喊冤”到法官“刀下留人”，這樣的程序當然不會無休止進行下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對于依法停止執行死刑的案件，最高法確認原裁判沒有錯誤，或者罪犯沒有重大立功表現，或者重大立功表現不影響原裁判執行的，應當裁定繼續執行原核準死刑的裁判，由院長再簽發執行死刑的命令。假如劉文彪的喊冤真是“詐冤”，或者他的舉報不影響原裁判執行，那么他喊冤獲得的活命機會將是短暫的，走完下一個程序后他仍將被執行死刑。即便最終是這樣一個結果，也不能說法官決定“刀下留人”是錯誤的，不能說在死刑執行的最后關頭，為死刑犯增設一道權利救濟程序是沒有意義的。

　　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所言：“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來，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天就塌下來了。”對每個死刑犯的“臨刑喊冤”都要予以高度重視，對嫌疑人在案件偵辦、起訴、審理階段的每一次喊冤，也都要認真傾聽和關切，即便死刑犯“臨刑喊冤”只是“詐冤”，即便喊冤的嫌疑人最終被證明并不冤，公安機關、司法機關對“喊冤”的重視和關切都是萬分必要的，為此付出再高的辦案成本也是值得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公正司法、保障人權的努力做到極致，才能最大限度避免錯判錯殺“天塌下來”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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