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演員杜汶澤挑戰網友底線，引發眾怒，受到網友抵制，《放手愛》和《人間·小團圓》遭遇票房滑鐵盧。《中國青年報 》發表湯嘉琛的文章《網絡抵制者別拿阿Q當榜樣 》，文章評論道：
“善于抱團和起哄的網友，再次向世人展現了他們的‘力量’。香港藝人杜汶澤因為此前曾在社交網站多次與網友掀起罵戰，發表‘很多網友并沒有多大本事，只不過剛好夠錢去了個網吧’、‘有本事你阻止我來大陸’等過激言論，近期遭遇內地網友齊聲抵制，不僅令其主演的電影《放手愛》票房一塌糊涂，連參與客串的彭浩翔新作《人間·小團圓》也深受牽連，創下上映4天不足千萬的慘淡票房。”
“電影票房的好壞，并不完全由影片質量的高低決定，這點相信大家早有共識。《放手愛》和《人間·小團圓》遭遇票房滑鐵盧，既與同檔期大片的實力太強有關，也確實因為網友的抵制惡化了電影的口碑。網絡上的抵制活動之所以有殺傷力，關鍵在于它能觸動一個連鎖反應——負面網絡輿論影響首映票房，進而致使排片率嚴重下滑;最終票房不佳讓投資人虧本，被抵制者的演藝事業也可能因此受影響。”
“拿抵制當武器，近年來幾乎已成為網絡一景。微博中幾乎每隔幾天就會有人發起‘某某某滾出娛樂圈’的話題，豆瓣上也多次出現集體惡評某部電影的“一星運動”，就連此前MH370航班失聯事件中都曾有網友呼吁抵制馬來西亞。網絡是輿論的放大鏡，反對的聲音在網絡輿論場會被嚴重放大;網絡抵制行動本身也會隨著聲勢不斷壯大而變質，它越來越脫離最初的沖突，轉而成為一場網絡狂歡。”
“參與一場網絡抵制，能讓身處其中的人獲得一種集體游行式的‘在場’感，這種狂歡體驗讓參與者的理性判斷退居二線，情緒成為行動的主宰。尤其當抱團抵制行動贏得關注、初見成效之后，被一種虛妄的成就感裹挾的他們，會變得更加亢奮，并試圖將‘戰火’從網上燒到網下。在這種廣場狂歡式的集體行動中，網絡抵制者往往會認為自己教訓了惡人，維護了自身或集體的尊嚴，贏得了勝利。”
“然而，一個頗為殘酷的現實是，網絡抵制者的成就感實質源于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因為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那樣，抵制其實一直都是弱者擅用的手段，這就好比美國不會抵制阿富汗、父親不會抵制兒子。抵制者看上去很強勢，但抵制其實是一種從下向上的姿態，是一種自感委屈和弱勢的角色扮演游戲。”
《南都周刊》發表題為《串聯抵制，顯得狹隘》的文章評論道：
“絕大多數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網絡抵制者，恐怕都不會意識到，旁觀者早已在他們身上貼上了‘語言暴力’、‘民粹’，甚至‘腦殘’的標簽。而他們所引以為傲的抵制行動，在絕大多數時候都是在‘幫倒忙’。對網絡發言進行輿論審判，在道義上并不具備充分的正當性，反而會在對比之中映照出我們的不寬容、不自由。”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很多‘不明真相’的網絡抵制者，自以為網絡是自己縱橫捭闔的武器，殊不知，他們很可能被別人當成武器和工具。有不少分析人士都指出，激烈的競爭讓如今的電影營銷幾乎已到不擇手段的地步，從業者的底線一降再降，有些網絡抵制活動很可能只是打壓競爭對手的一種策略。當某些明星、‘大V’、網絡營銷賬號也深度參與某項抵制活動時，更有必要警覺。”
“藝人能對公共事務暢所欲言，無論如何都好過公共人物只知道‘悶聲發大財’。如果對某些人的言論不敢茍同，置之不理或公開與其理論，才是更理性的應對方式。動輒呼吁抱團抵制，而且在抵制的過程中自我感覺良好，只能顯出自己的狹隘和幼稚。阿Q從來都不是一個正面角色，網友們就別拿他當榜樣了吧。”
平心而論，兩個媒體的評論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問題在于，他們是選擇性批評，或者說是單向批評。
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網絡上也是一樣，具有同樣觀點或者訴求的人一齊發聲。就形成了一種“抱團”現象，不排除里面的確有“讓參與者的理性判斷退居二線，情緒成為行動的主宰。尤其當抱團抵制行動贏得關注、初見成效之后，被一種虛妄的成就感裹挾的他們，會變得更加亢奮。”的現象，但是根本原因卻是這些人具有共同的判斷。而且這種現象并非僅僅在抵制杜汶澤中存在。被奉為民主老祖宗之一的印度的甘地曾經有個“非暴力不合作”的說法，單個網民相對于作為影星的杜汶澤來說的確處于弱勢，但是他們作出同樣的行動就顯示出了一種力量，當然這種行動是否正確另當別論。我記得，去年美國監控丑聞曝光，就有人抱團為美國這一受到全世界大多數人反對的行為洗地;高法核準執行對夏俊峰的死刑，就有人抱團反對;今年春晚出現個《紅色娘子軍》的片斷和《英雄兒女》的歌曲演唱，就有人抱團狂罵馮小剛;央視曝光東莞色情業黑幕，東莞開展大規模掃黃，就有人抱團“挺黃”;恐怖分子在昆明制造恐怖襲擊事件，就有人按照西方國家的調門，抱團對恐怖分子的行動表示同情和理解，只是沒有想到最后美國也譴責，他們被晾在了臺上;最近審判秦火火，有人也抱團為他鳴不平。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人不僅僅是充當反對派，而且對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其它網友用盡各種污言穢語惡毒咒罵，如果說他們在做“一種從下向上的姿態，是一種自感委屈和弱勢的角色扮演游戲”的同時畢竟還表現出一點點“不唯上”的特點的話，那么他們對其它不同意見的極端仇視和無禮又說明了什么?他們就“在道義上具備充分的正當性”？自以為“網絡是自己縱橫捭闔的武器”的他們就不會“被別人當成武器和工具”？“對比之中映照出我們的不寬容、不自由。”就不能成為他們自己的鏡子？在中國的民眾中只占少數的這些人就沒有旁觀者給他們貼上“‘語言暴力’甚至‘腦殘’的標簽”？笑話！
其實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杜汶澤的言論，無論是力挺還是抵制他，都應該屬于民眾的受法律保護的言論和行動的自由。抵制杜汶澤實質上是大陸民眾用腳對“港獨”投票，兩個媒體掩蓋這一實質性問題，單方面抽象地去指責抵制杜汶澤影片的民眾，實際上是在站隊。
中青報文章刺抵制行為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是“弱者擅用的手段”，“是一種從下向上的姿態，是一種自感委屈和弱勢的角色扮演游戲。”南都文章諷刺說“只能顯出自己的狹隘和幼稚。阿Q從來都不是一個正面角色，網友們就別拿他當榜樣了吧。”在高層的一系列撥亂反正的行動面前，在覺醒了的大多數民眾面前，這兩篇文章的作者的這些話難道不是對自己的可笑行為的生動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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