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已過，但是風潮繼續。承接之前，推動之后，一波接一波，不斷強化兩地民間的矛盾，讓香港社會朝著悲劇方向繼續滑落。
事件本身的對錯，其實并非偏執者所說的黑白分明。這其中的主要元素，一是內地父母讓孩子隨街便溺，二是香港青年/記者對小童私處拍照，三是小童父母強行索要相機記憶卡從而鬧至雙方爭執糾纏，四是香港青年強行阻止該內地家庭不讓離開。這里的每一個元素都有“錯”(還說不上“罪”吧)，但是錯有大小、有是否合乎情理之處，這些都是處理這個事件的必需考慮。
將事件渲染成兩地群體的文明高下，這首先就是野蠻的做法。須知個人不是群體，就事論事，就人論人，現代文明的基準是合理比例原則。低于這個基準的，即使自稱文明，其實也只是野蠻。
群體的文明，與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有對應性。高于這種對應性的應該贊賞，低于這種對應性的應該鄙視。而群體之間的相對文明程度并非固定，是因應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變動而變動，領先的可以退化，滯后的也可以超前。而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既取決于群體本身的努力，也取決于歷史境遇，包括歷史上群體之間的利害關系。
舉個相關事例，有條件游故宮的中國人比例遠遠高于有條件游泰姬陵的印度人比例，更不用說游歐美;那么，以中國平民與印度富裕階層的表現來判斷群體之間的相對文明程度嗎?去過印度見識系統性的隨街便溺嗎?再進而引申，要說對文明的傷害，比起以文明包裝的大規模殺傷武器(普世價值政治、金融衍生工具...)，隨街便溺算不了什么吧。
將事件煽動成群體風潮，其實已經不只是文明與否或文明程度差距問題了，而是政治，非常惡毒的政治。對此，令人憂心的是，兩地社群都被極端主義騎劫了，變成香港大鄉里沙文主義與內地大中華沙文主義的對立，這是推波助瀾導向悲劇。
所謂“自由行”這個充滿大鄉里沙文主義意味的用語，所反映的是一種奇特的意識：想要得到好處時用它，而且還要高傲地用(“讓你來香港體驗自由”)，承受不了它的壞處時仍是用它，只不過變成是我的自由不是你的自由(“你有沒有自由來香港、你來香港如何體驗自由得由我決定”)。
香港社會已經承受不了“自由行”，這很可能是事實，問題必須解決。
但是道理必須說清楚。我以前說過：“原則上，在已有的國際體系中，中國公民自由出入香港是一種權利;現時無法讓每個中國公民都有權自由出入香港，旅游或定居，這是因為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安排，一定程度上是全體中國人民對香港的特殊照顧。(在超越已有國際體系、已經不需要界定國民身份的更理想狀態中，個人自由出入世界任何地方，同樣是一種權利，當然這個狀態尚未實現。)”這里補充一句：自由權利的實現，取決于得以實現的條件，而(基于全民利益的種種考慮)對香港的特殊照顧，使得自由權利的實現受到了限制。
所以，我認為，解決之道，不是一方叫囂要將另一方驅逐出去(這是今日兩種沙文主義的論調甚至行動)，而是在于互諒互讓。用一個氣死那些沙文主義者的用語：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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