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著加強日歐經濟合作的愿景，以及絲毫不加掩飾地以牽制中國為目標的公關，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從4月30日起開始他巡訪歐洲各國的旅程。從安倍執政一年多以來的情形看，他非常熱衷這樣的外交活動。相較于錯綜復雜，舉步維艱的國內政經問題，外交活動更有利于安倍在本國民眾的心目中，塑造出他為了國際利益“艱苦奮斗”的形象。除此之外，外交訪問也為安倍提供了一個闡發其“真實想法”的舞臺。當然，中日和韓日關系陷于低谷的今天，像出訪歐洲這樣的第三方外交也間接成為安倍與中韓這兩個近鄰隔空較量的戰場。果不其然，安倍此次訪歐前夕在接受德國《法蘭克福匯報》采訪時，再次強硬地表示“日本不會采取德國的方式進行和解和謝罪”。
安倍晉三的這一表態，實質上是對近一時期，中韓兩國政府再三奉勸其在歷史問題的解決和戰爭罪行的反省方面向德國學習的呼吁的悍然拒絕。不僅如此，他這回還真的像日本右翼所期待的那樣，“堂堂正正”地道出了日本的主張：“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和亞洲的歷史截然不同。是推動歐洲統一這個歐洲最大的命題促使德國謝罪的”，“再說了，日本一直在持續著以‘開發援助’的方式支援著貧困的亞洲各國嘛”。話說到這個份上，安倍已經不像是在為日本的立場辯解，倒有那么點炫耀日本在戰后的處境要好過德國的意味了。對于安倍這番得意洋洋的宣言，某不具名的德國歷史學家表示：“安倍的講話純屬斷章取義，在歷史認識上本末倒置。”
雖說，以安倍眾所周知的右翼立場而言，他作出這樣的發言原本是不足為奇的。然而，他的妄言再一次清楚地揭示了日德兩國之間在對戰爭和歷史認識方面深邃的鴻溝。不過，這樣的差異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那會兒就已經存在了。了解一些世界現當代史的讀者大概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同盟國對同為戰敗國的德國與日本的處理截然不同。
在歐洲，作為打敗納粹德國主力的美英法盟軍和蘇聯紅軍將德國劃分為四個占領區，實施了為期10年(1945-1955年)的“四國共管”。在占領期間，前蘇聯和法國為了懲罰戰時德軍在兩國所犯下的暴行，美英兩國為了徹底消除被定位為“文明世界的邪惡敵人”的納粹思想，分別在各自的占領區內對德軍戰犯和納粹分子進行了嚴厲的彈壓和懲罰。與此同時，由于四國分區占領的現實，使得德國的戰爭賠償有美英法蘇四國在各自的占領區內自行實施。盡管，美國基于減輕自身經濟負擔的考量，不贊成采取過分嚴厲的賠償措施。但受害較重的法國和前蘇聯仍然在各自的占領區內獲取了大量的實物補償。在進入1950年代之后，冷戰的爆發使得美英開始重新武裝德國以對抗蘇聯的威脅。但這沒有改變西方世界嚴厲彈壓納粹分子和徹底否定納粹思想的根本立場。
反觀日本，由于美國實現了事實上對日本的一國占領，因此，包括戰爭范圍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的主導權也就完全操持在美國占領軍當局的手中。盡管，占領軍司令部(GHQ)在戰后的最初兩年也確實采取了諸多有力的措施，在日本進行了“民主化改革”并以“褫奪公職”(即開除積極參與侵略戰爭的舊軍官和文職官僚的公職)的方式來消除戰前軍國主義的影響。然而，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和隨之而來的冷戰對峙，急于將日本變成在遠東抗衡蘇聯基地的美國迅速調整了對日政策。在日本并未徹底清算戰爭罪行的情況下，美國在1952年的舊金山和會上，強壓與會的亞洲受害各國接受了有利于日本的媾和條件，不公平地替日本減輕了其應負的戰爭責任。而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簽字生效之后，日本政府立即將數萬名一度被美軍開除公職的舊官僚和舊軍人恢復了職位。而這些人，包括安倍晉三的外祖父甲級戰犯岸信介在內，成為了領導戰后日本政局的核心人物。而在戰后的德國，像一個前納粹官員出任政府要職這樣的事情簡直無異于天方夜譚。
正因為德國和日本在戰后所遭遇的處理是如此迥異，方才導致兩國領導人乃至于普通民眾在戰爭和歷史問題上的態度有這么大的差別。從兩國的民眾層面來看，客觀地說，戰后數十年來和平主義教育的浸淫，使得德日兩國的普通民眾基本上都對20世紀上半葉的那場戰爭持否定的態度。
可大相徑庭的是，德國民眾大多毫不諱言自己的父輩在承受戰爭苦難的同時，也是制造這些苦難的元兇之一，而日本民眾的戰爭認知則集中在本國所遭受的諸如“原子彈”和“東京大轟炸”等災禍方面，極不情愿承認日本作為戰爭加害一方的事實。造成這種現狀的一個原因，是迄今為止日本的歷史教育以及對戰爭的紀念設施與活動皆在有意無意地淡化戰時日本作為加害者的一面，卻又不斷地強化著日本作為受害者的形象。以遍布日本各地的各種“和平”紀念設施為例，原子彈受害者、東京大轟炸受害者、戰后遣返的日本軍民的艱辛，諸如此類痛苦的歷史記憶充斥其間，可就是罕有對十數倍于日本死傷者的亞洲各國受害者的紀念。數年前，千葉縣的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曾有設立日軍戰爭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專門展示廳的計劃，可是一直懾于右翼的壓力而無法實現。與之相對，德國南部拜仁州州政府在達豪集中營原址上建立的猶太人屠殺紀念館中便復原了當時以毒氣室為中心的迫害孽殺猶太人的場所。如果說，日本人的戰爭紀念是為了反復強調自身的受害者記憶的話，那么德國的戰爭紀念則是一種“防范于未然”的教育措施。
柏林的德俄紀念館前館長延恩指出，在2、30年前對青少年進行戰爭歷史教育尚沒有太大必要，因為那時經歷過戰爭的人還多健在。可時至今日，隨著戰爭世代的逐漸離世，正確的歷史教育的重要性便凸顯了出來。而真實客觀地告訴下一代戰爭的歷史，恰恰是為了避免下一代人重蹈覆轍。
不過，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過分苛責日本的民眾倒也未必足夠公允。在崇尚集團主義和服從意識的日本社會環境中，一個普通的個人是很難不去隨大流的。最應該受到譴責的，依然是安倍晉三這樣高高在上的為政者。他居然還以自己的思維方式去揣度德國，難道德國反省戰爭的動機真的如同他所說的那樣么?歷史告訴我們，事實絕非如此。舉一個非常有名的事例，當紐倫堡審判的時候，一個即席旁聽的原德國國防軍軍官小聲地喃喃自語道：“我們應該武裝起來把這些戰犯救走!”坐在他身邊的同伴驚恐地問道：“你不會是當真的吧?”這名舊軍官斬釘截鐵地說：“救出他們是為了讓我們德國人自己來審判他們!”這則軼事表明，對戰爭的反省是德國人的自發行為，而絕不是外界強加的。從1968年開始，德國的各級法院已經對數萬名原納粹戰犯進行了審判。而在1979年，聯邦德國議會更是通過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其宗旨是“對納粹戰犯的追訴沒有追訴期限，將一直進行到他們死亡為止”。另一方面，德國迄今為止已經向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戰時受害者及其家屬提供了超過700億美元的賠償。與德國相比，日本在認罪和賠償上的扭捏與造作，簡直讓任何有起碼道德感的普通人都羞于提起。
可是，戰后日本的歷代政治領導人，就是這樣滿不在乎地把戰爭的記憶扔在一邊，把自己應付的戰爭責任扔在一邊，輕裝快跑地實現了日本的經濟騰飛。從80年代開始，隨著日本成長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經濟大國，他們更不惜直接挑釁歷史事實、挑釁近鄰各國。1985年，紀念戰爭結束40周年的時候，日本前首相中曾跟康弘發表了題為“國家與國民為了舍棄屈辱爭取光榮而前進”的演講，大言不慚地宣言日本已經到了放下歷史包袱，履行與世界大國地位相稱的責任的時候了。他在發表完這通演說之后，便打破了戰后以來40年的慣例，以首相的身份帶頭參拜了靖國神社。而在同一年，德國前總統發表了“對過去閉上眼睛的人到今天才會變得盲目”的演說，鄭重地向全體國民反省了戰爭的教訓與德國人的責任?？峙抡清娜徊煌恼晤I導人，才導致德日兩國在戰爭和歷史認知上如此巨大的差別吧。不過，從這次的談話看來，安倍首相大概是鐵了心要做一個對“日本的過去閉上眼睛”的政治家了吧。由此看來，中國和韓國的政府與民眾確實不應該再對安倍政權存有任何幻想了。應該做的，只有繼續對安倍的錯誤批判到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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