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兩會”期間主流媒體把政府工作報告中“改革”一詞出現的頻率作為新聞題材,并且聲稱“改革是動力,改革也是一場革命,改革還是一項永不停止,永遠沒有盡頭的工作”時(詳見《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傳遞出改革最強音》,《人民網》2014年3月5日),改革的輿論導向已經違背了“知止可以不殆”的常識,改革反而成為一種危險的思維定勢,成為迷信和宗教式崇拜。
其實,“改革”僅僅是一種有組織的行為,其本身是中性的。由于改革者的立場、目標、路徑不同,同時,改革的結果對不同群體的損益影響不同,因此,任何改革都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評價。華爾街所欣賞的中國金融改革從中國百姓的利益角度看可能是災難性的。可見,改革僅僅是動作。任何動作的本身都沒有意義,而必須由利益攸關方賦予意義。
改革的使命和內涵決定著改革的性質,決定著改革究竟屬于“正確的改革”還是“錯誤的改革”?屬于“前進的改革”還是“倒退的改革”?屬于“愛國的改革”和“賣國的改革”?屬于“利民的改革”還是“害民的改革”?屬于“進步的改革”和“反動的改革”?等等。
根據改革的不同性質,改革有著“善政”與“惡政”之分。那些屬于“善政”的改革表現為得民心、得天下;另一些屬于“惡政”的改革則表現為失民心、失天下。那些曾經下崗的工人、那些正在失地的農民、那些因農村并校而奔走于山路甚至失學的孩子,雖然不會像大V們一樣長篇大論談改革,但是他們是沉默的準繩,衡量著改革的對錯與成敗。
十八屆三中全會是新時期改革的起點。在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和研究——過去三十多年的諸多改革,究竟哪些屬于“善政”、哪些屬于“惡政”?今后的改革如何成為“善政”而避免“惡政”?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思考顯然比統計和比較哪一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使用“改革”一詞頻率更高要重要得多。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改革”二字成為毒品和次品的標簽,才能避免改革成為宗教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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