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世紀之交的科索沃戰爭印象深刻。在那場以制止人道主義危機為名對一個主權國家的狂轟濫炸中，我們從西方聽說了一個理論創新：人權高于主權。
伴隨著科索沃戰爭的炮聲，由17世紀中期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的主權神圣原則轟然倒塌，從此不再構成西方對他國進行干涉的障礙。西方向世界出口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道路變得通暢了。
普世主義不是什么新東西，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殖民主義早期，數百年來經歷過若干變種。但萬變不離其宗，普世主義充當強權的意識形態的功能從未改變。這么說并非否認普世主義的理論價值，而是指出不能因此對其政治功能視而不見。比如，民主無疑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但當民主成為霸權的工具，味道就變了。
我們清楚地看到了西方是如何定義民主的：首先，要有符合民主程序的選舉;其次，通過選舉上臺的必須是西方的政治代理人。在這兩點中，后者的重要性要遠遠高于前者，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那么就不是民主，或者是民主的倒退。相應地，如果一個已經達到了這個標準，那么是否民主根本不會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西方近年來發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出口民主的模式。首先在不聽命于西方的國家組織大規模的抗議，并在示威者和當局對抗的混亂中制造流血事件，然后集結各方壓力迫使當權者下臺，緊接著就是由西方觀察員監督下的選舉，產生親西方的政權。如果這個過程在運作中出了偏差，那么就得再來一遍。在強大的輿論機器配合下，這個流程被稱為民主的發展。
尚處于未完成狀態的烏克蘭危機完美地演繹了這個模式。2004年，烏克蘭已經經歷了“橙色革命”，民主了一次;但那一次被排除的亞努科維奇在2010年又被選上了。亞努科維奇算不得一個反西方的人物，只是在倒向西方的路上走得比較猶豫而已，這就足以構成了在烏克蘭再次實現“民主”的理由。中央電視臺對一位示威者的采訪表明，示威和奪權是通過金錢收買組織起來的;網絡上甚至出現圖像資料，稱罷免亞努科維奇的議會投票是由少數人操控全部投票器完成的。
這個階段受到了西方的歡迎和鼓勵，普世主義的輿論機器也還能正常運轉。但西方只猜到了開頭，卻沒有猜到結局：克里米亞閃電般地完成了公投和加入俄羅斯聯邦。
西方的憤怒不難理解，于是立刻把普世主義的說辭扔進了垃圾桶，指責克里米亞獨立違反了烏克蘭憲法，烏克蘭的主權必須得到尊重。可是2008年西方操縱科索沃通過公投宣布獨立，完全沒有理睬塞爾維亞關于主權需要得到尊重的呼聲。
魯迅曾經說過：“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這一次，西方親手撕破了普世主義的偽飾，在這個意義上，普世主義再次以破產的方式而宣告終結。
但有兩點需要指出，首先，普世主義在形式上的終結不能等同于其在實踐上的終結。普世主義在烏克蘭破產僅僅是因為碰到了普京這個強大的對手，在沒有遇到有力的阻礙的地方，它仍將闊步前行。
其次，普世主義作為霸權的意識形態的終結不應等同于其作為一種價值理念的終結。世界上應該也可以存在值得不同民族共同追求的“普世的普世主義”，但這個目標實現的可能性只能在霸權終結之后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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