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砍殺

　　這兩天媒體頭條充斥著MH370失聯和克里米亞公投的事件報道，但是我更關心偶爾冒出來的長沙伍家嶺砍人事件，伍家嶺砍人事件發生后，圍繞它的傳播報道，以及衍生出的全國某些地方與砍殺有關的謠言，那一刻，也迅速占據了媒體頭條。

　　除了MH370和克里米亞之外，肯定還有比伍家嶺砍人事件更值得報道的新聞，比如剛剛開完的兩會，圍繞國計民生，都是一些與百姓切實生活有關的好素材。但是媒體們不買賬，它們偏偏喜歡扎堆兒，就像商量好一樣，把伍家嶺砍人事件推上頭條。

　　我們看看這兩天還有有哪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兒。其一：3月14日，成都春熙路上幾個新疆人走過來，引得數百逛街成都人瞬間作鳥獸散，后來據公安的人說，是有人刻意傳播“有人砍人”的謠言;其二：據廣州警方通報，3月15日，廣州沙河大街某服裝城一小偷行竊時被發現，小偷高喊：“有人砍人”，同樣嚇得周邊群眾四散奔逃，當然小偷最后被抓住了。

　　烏爾里希·貝克說，如今是一個風險社會，我們生活的世界充滿各種不確定性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比如霧霾，華北地區經常爆表，也沒見人們有多驚悚，照樣該吃吃、該喝喝。然而，緣何一聽到“有人砍人”四個字，為何嚇得四散奔逃?我的理解是，霧霾可能會致人死地，但那是軟刀子，并不會感覺多么疼痛。

　　而明晃晃的砍刀屬于冷兵器，在一個現代武器這么發達的時代，使用冷兵器殺人更能顯得快意恩仇，當然這是相對殺人者而言。而對于被殺者而言，被冷兵器砍殺，則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懼和顫栗。我們經常會看到，好萊塢的動作大片里，比如“007系列”之《擇日而亡》當中，在眼花繚亂的導彈、機關槍等現代化武器之外，還要安排一段仗劍拼殺的場面。再比如“第一滴血”系列電影中，蘭博健碩的肌肉，以及匕首、弓箭劃過或穿透敵人身體時顯露出的那種暴力美學。

　　因為冷兵器所透露出的那種陰森，也就有了成都春熙路和廣州沙河大街上的砍人謠言所引發的騷亂。我相信，這兩起砍人謠言一定是長沙伍家嶺砍人事件以及更早的昆明火車站砍殺事件的后續發酵所形成的陰霾。如果使用學術一點的語言，把昆明火車站砍殺事件作為一個文本解讀的話，那么，長沙伍家嶺砍人事件，以及此后的兩起砍人謠言，都可以看做是一種“伴隨文本”。

　　追逐伴隨文本狂熱，這是現代社會大眾傳媒的通病。在一個被商業化和政治化雙重擠兌的社會中，媒體沒什么太多選擇，它們也要穿衣吃飯，為此如何吸引受眾眼球就成了當務之急。怎么辦?說來也簡單，那些刺激受眾神經的大事件就像扔進湖水中的一塊石頭，沒了素材之后，媒體只需要圍繞石頭濺起的漣漪做文章就可高枕無憂。

　　于是，我們就會發現，原本一起充滿血腥和暴力的砍殺事件，成為了媒體四處消費的大餐，而我們每一個置身砍殺事件之外的人，會不經意間嘲笑那些聽到“有人砍人”而狼狽不堪逃跑的人，會四處把它當做一個笑料傳播，一剎那間，竟然也成為了消費暴力和冷血的消費者。

　　不但如此，我們還在意識中建構起關于另一個民族的妖魔想象。他們個個攜長刀，面露兇光，似乎天生喜好砍人。這使我想起了前不久英國《衛報》刊登的一篇文章，叫做《新聞有毒》，文章說：新聞有害健康，它能引發恐懼和欺凌，阻礙創造力，并抑制你深入思考的能力。解決的方案是什么?是徹底放棄消費新聞。只是，《衛報》開出的藥方有效嗎?

　　我發現，人們中新聞的毒越來越深，越來越成為新聞的“理想讀者”。在一個充滿選擇性困難和糾結的時代，人們早就放棄了什么是“征候式閱讀”，毫不猶豫的，一頭扎進了新聞為他們準備的盛滿鴆酒的杯中。憑借新聞為人們提供的鴻門盛宴，人們居然自信滿滿的說，世界就是我的直觀想象。

　　順理成章的，人們還是沒能跳出休謨的“黑天鵝陷阱”，或者就從來沒打算跳出過。因為當我們依仗媒體知識做出判斷，就以為看透了整個世界，我們將某個社會群體無意識當中“污名化”，會得到某種快感，這是權力的春藥發作了!

　　說了這么多，媒體一定感到很無辜。沒錯，成龍大哥在兩會上說，霧霾現象全民有責，消費暴力和同胞的鮮血，我們成了一丘之貉。此刻，一定有一雙眼睛在我們背后注視著，樂得合不攏嘴，它很樂于見到我們彼此攻訐、詛咒，甚至揮刀相向，然后假裝勸解我們，生活哲學的最高境界是和諧。這表意必有離場的悖論，始終是一個死結，善良的人們，總是取笑他人瘋癲，而對于自身所處的甜蜜陷阱，卻看不穿。

　　附：反恐風暴背后的群體污名化陷阱

　　中國正日益成長為世界一只重要的反恐力量，但充滿戲劇色彩的是：反恐走出國門，卻后院失火。從更早的2008年“拉薩 3·14暴亂”，2009年“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到2013年“北京10·28金水橋事件”，以至于剛剛發生的“昆明3·1火車站暴恐事件”，再有近來頻繁發生在新疆、西藏地區的暴徒襲擊警民事件，使得中國面臨的反恐局勢驟然緊張起來。

　　暴徒們將屠刀伸向手無寸鐵的平民，其行徑冷血、殘忍，必須予以打擊和嚴懲，可以預料的是，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反恐將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或許兩會后，中國就將展開新一輪的防恐、反恐風暴。

　　不過，在反恐風暴之下，一個群體污名化陷阱正越挖越深，提醒當局不得不加以提防。這個陷阱如下：“昆明3·1火車站暴恐事件” 剛剛發生后不久，就有多地網友爆料，當地加強了對新疆人的戒備，房東不租房子給新疆人，酒店以床位不足拒絕接待新疆人， 在這些人看來，每個新疆人臉上都似乎刻著“恐怖”二字，隨時會拿一把明晃晃的鋼刀索了別人性命。這絕非夸大其詞，在有藏族或維族同胞活動的城市，中國最勇武的城管都輕易不敢惹他們。

　　官家尚如此，更何況平頭百姓，在民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新疆人或西藏人很齊心，如果一人受到欺負，就會集群而上，且生性魯猛，而漢人則如一盤散沙，即便與新疆人或西藏人發生矛盾，也只能忍辱退讓。這也絕非杜撰，“切糕黨”的誕生便是證明。于是自上而下的，便會形成一種對新疆人或西藏人的刻板印象，下意識將恐怖、暴亂等概念等同于新疆人或西藏人。

　　如上文所述，這是一種非正常的社會學現象，叫做“群體污名化”。污名化現象并非現代才有，古希臘人就曾經在奴隸、罪犯或叛徒身上打上記號，以此向人示明：此人有污點，在祭祀儀式或公共場合當避免與之接觸，以免受到玷污。現代社會文明大大進步，然而污名化現象卻有增不減，如是觀之，整個中國范疇內的社會群體，被污名了個遍：從叫獸到磚家，從公知到大媽，從猿類(公務員)到靈道(領導)，從變壞的老人到虐人的兒童，從全民學習的道德楷模到呼風喚雨的網絡大V。一句話：好人去哪兒了?

　　污名化存在著一個命名的過程，在施污者與受污者之間必然存在著不對等的權力關系，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將污名定義為人際關系中“一種大大令人丟臉的特征。” 被污名化也就意味著名聲不好，道德品質有問題，被排擠出社會正常范疇，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社會信任體系遭遇危機。污名化是一種社會身份定位，被污名化的一方，其真實和虛擬的社會身份之間產生了錯位。這與心理學上的“暈輪效應”很相似，由于某些特定的因素，污名化的一方對被污名化的一方往往存在一種以偏概全的認知偏差。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這里所言“特定的因素”是什么，換句話說，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新疆人或西藏人的“恐怖、暴力”身份標識?有人說是媒體的報道，他們認為媒體不負責任的使用“新疆暴徒”或“西藏暴徒”的稱呼，強化了受眾對新疆人或西藏人的刻板印象。表面看來，確有道理，提出“刻板印象”概念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還提出過“擬態環境”概念，即受眾對社會的認知主要基于媒體的報道。

　　不過，認為媒體是導致新疆人或西藏人被群體污名化的罪魁禍首，此種言論顯然不能觸及問題的機理。如果非要追究，則當局現行的差異化民族政策難辭其咎。本著保護少數民族同胞的初衷，給予少數民族同胞在教育、生育、經濟等政策上的優惠，看起來合情合理，彰顯了政府的人道主義關懷。然而現今來看，政府實行數十年的差異化民族政策問題多多。

　　不妨先來做一個逆向思考，政府給予少數民族各種優惠政策，假若是出于保護和關愛之意，我們也可以將之理解為這里面存在著身份上的歧視——因為少數民族在智力上和文明開化上不及漢人，所以才給予特殊照顧。中國歷史上有這樣的傳統：中央以遠，蠻夷之地，民風彪悍，非懷柔政策才得以籠絡人心。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也曾經是美國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的享受者，1951年，馬丁·路德·金申請波士頓大學神學院的博士項目，提交了一份很低的GRE分數單，按照白人標準，肯定不會被錄取。令人驚奇的是，他最后被錄取了。當時的美國白人普遍認為：黑人學生和少數族裔學生，在標準化總體考試中的成績一定會低于白人學生。

　　這在中國的教育界更為普遍，少數民族考生所享受的加分、減免學費等各種優惠條件令漢族學生極為羨慕，同時也催生了某種程度上的心理不平等。在教育產業化的大背景下，一部分人可以免費享受商品服務，另一部分人則需要出高價購買，這對于日漸注重平等意識的中國人來說，頗為不爽! 這不也是傳說中的“特權”么?

　　但是，新疆人或西藏人對此“特權”買賬不。吳迪3月5日在《聯合早報》上撰言：漢人大量涌入新疆或西藏，壟斷了當地的就業機會和商業機會，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宗教信仰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響。少數民族參與當地經濟文化建設嚴重不足，于是，我們又看到，在新疆或西藏地區，漢人成為了某種程度的“特權者”。在維族人或藏人觀念中，漢人成為了領地的非法入侵者，其背后必定得到了政府的默認，漢人也被群體污名化了。

　　雙向的群體污名化，與政府所主導的“外圣內王”的少數民族政策有莫大干系。直接導致了對立雙方都認為：對方攫取了自己本應得的利益。于是衍生了一種非常可怕的后果，被污名化的一方不僅僅像戈夫曼所說的只是丟臉那么簡單，敵視、敵對的情緒不斷蔓延。一旦到了臨界點，被污名化的一方就會以激進行為予以回應，這既是對施污者的反叛，也是對自己被污名化身份的自我隔離。譬如，同性戀者被戴上不正常、反人類的標簽，激進的同性戀者就會在公開場合光鮮地招搖過市，并且炫耀說：我是同性戀，你奈我何?

　　換言之，漢人與維族人、藏人之間的雙向群體污名化，何嘗不隱藏著暴力的隱憂呢?有時候，情緒上的暴力更可怕。雙方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而暴力的根源在于自我認知出現偏差，因而出現激進的越軌行為毫不奇怪。就像戈夫曼在《污名》這本書中開頭所引《寂寞芳心小姐》的自白一樣：當那些正常人用侮辱人的口氣嘲笑我的心智缺陷……不是說笑，我真想把他們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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