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下滑引發了恐慌,精英們又是開會,又是講座,嘴上不明說,矛頭卻暗指反腐掃黃打黑。不出我所料,經濟學家們一反常態,紛紛報警,說房地產崩潰在即,中國經濟危矣。
中國土豪的淵藪——房地產商呢?有點軸的王健林傻乎乎地斷喝:“誰信中國房地產崩盤誰的腦袋可能有問題,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智慧不夠。”以王石為代表的一干人馬卻心照不宣、心知肚明,絕不“打橫炮”、“幫倒忙”,紛紛跳將出來加入唱衰房地產的大合唱。這是不是有點奇怪:王婆賣瓜,不是自賣自夸,而是自我踐踏。
其實,不是經濟下滑引發了恐慌,而是反腐掃黃唱紅打黑引發了恐慌。此話怎講?容我慢慢道來。
中國房地產有沒有問題?當然有問題,而且問題很突出,泡沫很巨大,人民很生氣,后果很嚴重。但是,自進入2000年以來,10多年了,經濟學家和房地產老板一直都在力挺房價,一路高歌“我們的事業充滿陽光”,何以這個時候卻要自我否定呢?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官府投了幾萬億銀子給經濟打雞血,之后的中國經濟坐標圖有如過山車,一路北上之后開始掉頭南下。不能自洽的是,不論是廟堂公文還是學術定義,這之前的說法是“轉方式,調結構”的結果,是正常的減速。何以這個時候,他們卻坐立不安了?
“中國模式”是中國成功人士的驕傲,即便鐵的事實擺在眼前,精英們“打死也不承認”這模式有問題。其實,中國經濟的運行模式,是一種非常畸形的模式。現在連農民工都知道,中國經濟的基本邏輯主線是:依靠外需拉動。我要強調的是,除了外需拉動這條主線,中國經濟的基本邏輯還有一條主線:依靠腐敗拉動。腐敗和外需對GDP的貢獻到底是多少,如果做做實證分析,肯定會讓大家嗔目結舌。
從經驗上看,說腐敗和外需的貢獻占100%會有水分,說“相當重要”肯定不是虛言。所以,一旦腐敗和外需這兩條運行線路循環不暢,甚至斷裂,中國經濟必然趨向下滑。問題是,這樣畸形的經濟運行邏輯值得提升為“中國模式”嗎?這樣畸形的經濟運行邏輯能夠持續下去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外需拉動GDP的邏輯已經家喻戶曉:中國廉價勞動力生產的商品,廉價賣給老外消費,換回來的外幣再以國債形式借給老外再消費,如此循環往復,似乎要“以至無窮”也。而中國的勞動者卻只能拿著低廉的血汗工資,在生存線上艱難地掙扎。這種“運行邏輯”不僅不公平,而且已經不可持續。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隨著外需的萎縮,外需拉動的邏輯正在走向斷裂。
腐敗拉動GDP的邏輯其實更加惡劣:少數權貴與資本聯手壟斷了社會資源,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路徑(直接的如“三公消費”,間接的如權錢交易、設租尋租、工程發包,等等),掠奪并占有了巨額的利益。然后,通過奢侈和腐朽的消費,拉動經濟運行發展。這種“運行邏輯”貌似帶來了繁榮,其實是以損害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根本利益為代價的,極大地強化了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如此惡劣的邏輯不僅極其反動,而且正在瘋狂地侵蝕中國經濟原本健康的肌體。
以上的運行邏輯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的基本內涵。很顯然,如果反腐掃黃打黑擠出了這種畸形的、腐敗的消費膿水,那么中國社會的肌體必然瘦身縮水,中國經濟必然趨于下滑。如果中國經濟不下滑,那么,反腐掃黃打黑的效果就值得懷疑。
因此,暫且不論基于結構調整的減速,也暫且不論經濟周期的宿命規律,我對中國經濟下滑有兩個基本判斷:其一,反腐掃黃初見成效,經濟下滑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其二,隨著畸形消費的退出,必須有健康消費來填補消費的空缺。基于這兩個基本判斷,中國經濟的未來面臨一個問題:怎樣實現由畸形消費到健康消費的轉變?“轉方式,調結構”的要害究竟在什么地方?怎樣才能實現“調結構,轉方式”的戰略目標?
談到“轉方式,調結構”,廟堂的公文和學術主流的共識從來就超越不了“綠色”、“低碳”和“創新”這類關鍵詞。“綠色”、“低碳”和“創新”的境界當然很高,也是“必須的”。然而在今天中國的現實背景下,“轉方式,調結構”不僅僅是技術創新搞低碳,不僅僅是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第三產業,其關鍵所在,還是被余孽了的那位說的中肯:
——“對于轉變發展方式,人們往往從技術層面找原因,把重點放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節能降耗等工作上,這些事當然也要做。但有兩條更重要:一是縮差共富,二是擴大消費。”
按馬克思的邏輯,調整分配結構就要觸動私有制的生產關系——這不是要資本的老命么?這個問題很敏感,我暫不討論。但是,你不敢觸動私有制的生產關系,你至少可以而且必須觸動財政關系——即使在資本統治的世界,觸動財政關系也是“可以有滴”。
不論財政關系的結構如何調整,有一個基本原則必須遵守:既要“開源”,更要“節流”。如何開源?開源不能殺雞取卵,不能竭澤而漁。比如,一說到民生問題,有頂層就拿“初級階段要量力而行”說事,一門子心思在蒼生草民干癟的口袋里打歪主意。“初級階段”不假,“量力而行”就太虛偽了!巨額的“三公消費”量力而行了嗎?窮兇極惡的房價量力而行了嗎?幾千萬職工下崗失業量力而行了嗎?MBO瓜分國有資產量力而行了嗎?土豪劣紳一夜暴富量力而行了嗎?這些東東巧取豪奪從來就不量力而行,還好意思拿草民的生計量力而行,不覺得無恥嗎?
所以,最近熱炒的那個“活到老,干到老”的問題,其實本來并不是一個問題,卻生生地被做成了一個問題。站在絕大多數人的立場上思考,與其延遲兌現退休金,不如開征遺產稅和物業稅。開征遺產稅和物業稅,才是真正的“開源”。這里面的邏輯其實很簡單,也很清楚,關鍵是立場所在,屁股坐在哪里。其中的道理,我就不多說了。
至于“節流”,我想多說幾句,在當下中國,節流的空間和潛力怎么強調都不過分,而最有效的節流就是反腐敗。反腐就是“節流”。
“節流”的目的不是要壓制正常消費,而是要壓制腐敗消費。進一步說,“節流”不僅僅是要抑制腐敗消費,更要把少數人的腐敗消費,轉換成多數人的健康消費。什么是健康消費?全體人民的基本消費、必要消費就是健康消費,多數人都能共享的正常消費就是健康消費。總之,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消費,就是健康消費;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消費——比如少數人的腐敗消費和奢侈消費,就是畸形消費。
關于“腐敗消費”轉變為“健康消費”這個命題,我在去年6月曾寫文章做過一些分析(見《高檔垮了,你著什么急?》)。為了說明其中的道理,我舉最近幾個身邊的實例:
一是五糧液降價,原來1200元一瓶,現在600元一瓶。若再往下降,酒廠的銀子會不會增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喝五糧液的隊伍肯定會越來越壯大。
二是成都“獅子樓”高檔酒樓最近改名降價,說是要走群眾路線,最便宜的菜僅2元一份,結果營業額暴增,從一天兩三桌猛增為一天300桌。
三是我有個朋友春節去西昌度假回來,帶回一大堆枇杷。他告訴我,反腐后沒有公款敢來搶購了,于是這枇杷去年30多元一斤,今年10元一斤,想不降價都不行啊。
類似的例子很多,不舉了。至于年底公帑吃喝、突擊花錢被反腐打壓遏制,由此節約出來的巨額財富能為人民辦多少事情?我算過一筆賬,單是一個小小的處級單位“節流”下來的銀子,就令人嘆為觀止。這說明,經濟暫時下滑不僅不是反腐的負面代價,反而是反腐能推動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最好證明。
從理論上講,反腐敗并不必然帶來經濟下滑,但在當下中國畸形的消費和經濟模式下,經濟下滑恰恰是反腐取得成效的重要標志。何況“雞的屁”只是賬面上的財富,它與真實的財富并不是等價關系。退一萬步說,即使反腐敗對經濟真有什么“負面”影響,那也只是短期的影響,而對經濟的積極影響卻指定是長期的。最后我補充兩點:
其一,之所以說“經濟下滑是反腐初見成效的證明”,乃是因為,反腐若要取得更大的成效,還必須在擠出腐敗畸形的消費之后,真正實現有利于民生的“轉方式,調結構”。調整結構的著眼點并不僅僅在于生產結構,而是在于分配結構。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不多講。我曾經對一個朋友說:若真的擔心消費疲弱經濟不振,那么反腐后國庫的銀子大大增加,為什么就不能拿節流下來的銀子給普通民眾漲工資、發紅包、補社保呢?
其二,經濟下滑固然是反腐取得初步成效的標志。但話說回來,不論打死了幾只老虎,拍死了多少蒼蠅,若反腐不敢得罪資本,若反腐敗只是定點清除、定向選擇,若反腐敗節流出來的巨額財富不能惠及黎民百姓,那么,反腐的初步成效就會消耗殆盡,最終恐怕淪為笑柄。但愿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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