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在出席國際金融研究所的一個會議上表示，即便有帶來社會和政治動蕩的風險，中國也應該加快實施經濟改革計劃。他強調的重點是中國市場開放和金融改革。
美財長把中國的改革必要性置于中國可能動蕩的風險之上，顯然不是一般性的關心中國改革，也決不是試圖以此解釋中國為世界經濟復收注入動力的問題。美國如此積極關注中國改革，如此焦急地推動中國改革到底所為何來?
用積極的心態看，我們應該感謝美財長對中國的關心，他象對待自己家人一樣關心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他象夫妻一樣關心中國改革開放的內外和諧，他象老師一樣耐心指導中國如何做正確的改革，他象朋友一樣希望中國經濟永遠沒有風險。
但是，我們也不能總是帶著積極的心態，偶爾小人一下也是無妨的。美國的“積極”也許還可以有下面幾層理解：
其一：中國在配合美國方面工作的老模式上有所調整。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是很配合美國的，現在好象不完全配合了，步子沒有跟上美國，引起了美財長的極大不滿，因極度不滿，所以容易講出極端的話來，“冒社會和政治動蕩”的風險也要改革，這是什么道理啊?改革是為了人民更好的生產生活，都把社會改動蕩了，有哪門子改革的必要?財長先生既然說了這句話，說明美國自己也清楚，他要求中國改革的內容風險極大，否則，他不會有那樣的推測。從另一個方面說，美國對中國的要價很高，高得可以令中國出現劇烈分化。
其二：美國認為中國的經濟轉型并沒有找到合適的對策。中國的國內經濟指標和國際貿易關系對于美國來說幾乎是透明的，中國近些年所展示出來的決心和能力與經濟結構轉型戰略上并沒有達到完全統一，經濟風險與日俱增，給美國施壓中國改革留有合理的批評空間，更可怕的是，美國施壓能得到國內相當多精英的認同與配合，“用改革化解風險”似乎可以成為內外配合者最合乎情理的說辭。
其三：美國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力不很正常。從傳統意義上講，大國之間的經濟互動性、協作性和共生性是現實存在并可以接受的，但是，各國選擇自主道路和改革自由度應該是完全獨立的，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對對方公開指手劃腳。從美財長的高調講話來看，我們應當可以推斷前些年中國的內部改革受到了美方太多的影響和操弄，甚至有可能是決定性影響，我們看到的一些重要國內改革似乎與美財長要求有相通之處，包括國企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和金融業開放等都有美國壓力的影子。
其四：“西方恩惠論”仍在中國國民大腦中普遍存在。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一直在給中國人灌輸一種觀念——進入中國就是幫助中國。中國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認為當年的外國貸款和投資有援助性質，中國人應該感謝他們。這些認識都是錯誤的，國與國之間永遠都是利益互換的關系，尤其是大國之間。幾十年前，中國是看不清這種關系的，大部分人現在仍然看不清，因為他們既不愿意看書，又不愿意動腦筋思考。對方把市場讓給你進入就是最大的恩惠，而不是反之，無論你是用無償援助還是貸款援助，或者是直接投資。中國現在想投3000億美元到印度去搞基礎設施建設，印度還不愿意，按中國人觀念，我出錢幫你修路致富，你應當感謝我，怎么還要想盡辦法設限呢?中國為什么還要求著去搞呢?即便是朝鮮這樣的國家，現在誰有優先進入權，都會被看成是政治友好的最大訊號，而有權進入者決不會拒絕這種禮遇。美國人現在還是抓住中國人的感恩邏輯，極力推銷其“幫助中國搞改革”的教師爺形象，加之國內大量留美親美人士的附和，美國理念還將繼續播種中國。
作為中國政府和普通民眾，對于美國財長的喊話，既要感受到壓力，又要堅持自己的主張，美國財長那么著急，一方面說明新的領導集體在逐步擺脫美國的束縛，另一方面也說明美國自身的問題并不比中國更小。隨著中國公眾對國家決策參與度的提高，美國想公開誘騙中國上當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小，公開威脅的作用也越來越失效。面對美方的聲音，中國至少可以關注以下幾點：
其一：獨立自主地進行國家決策是首要原則。無論從人口規模看，還是從經濟總量看，中國都可以稱為形式上的經濟大國，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給世界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形象，沒有獨立自主，中國就永遠會處在被列強敲詐的不利地位，美國可以要挾，歐洲也可以，其它國家也可以，無休止的經濟要挾必然會擴展到政治外交領域，從而使中國全面處于被動地位。決策者順從美國的意志辦事，也許它會給你頒個什么“貢獻獎”，但你把貢獻給了它，中國人民就吃了你的虧。
其二：政策設計應該注重戰略性而不是技術性。前些時候，看到新聞報道說中國決策層聘請洋顧問參與決策，有些省市甚至是直接出高價買洋人方案，開價可高達千萬以上。單從人才的使用來看，全球人才全球通用是不錯的，但是，我個人認為，所謂通用，應限于政策的技術層面，而不是戰略層面，因為這些洋專家的藥方往往都是程式化的，看起來很美，用起來很水，有時候還可能出鬼，除非中國完全按照美國模式把整個國家改造一遍，否則，絕大部分水土不服。過分看重海歸技術性政策人才其實無益于中國穩妥改革。
其三：改革風險應當有一個底線設定。改革肯定有風險，沒有風險就沒有收益，但是，可能引發動蕩的風險不應是改革考慮的選項。美國財長的“動蕩改革論”與中國國內的“殺出一條血路論”是異曲同工的，都是不顧代價改革的冒險思想。必須看到，如果中國的改革引起社會和政治動蕩，改革將不可避免地轉化為革命，性質將完全發生質變，執政者和普通民眾都必須考慮清楚這種代價的承受能力。
盡管美國財長用特殊形式表現出對中國改革的積極態度，但是，美國人說了不算數，關鍵還是看中國自己怎么做，中國做得越好，美國人越著急，中國做得越糟，美國人越高興，這將是中美兩個大國未來幾十年內的必然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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