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春晚上有一首歌叫做《我的要求不算高》，具體地描繪了老百姓的中國夢。歌詞的第一部分是這樣的：“80平方米的小窩，還有一個溫柔的老婆，孩子能順利上大學，畢業就有好工作。每天上下班很暢通，沒有早晚交通高峰，天天去戶外做運動，看蔚藍的天空。我能掙錢，還有時間，去巴黎紐約阿爾卑斯山，我逛商場，我滑雪山，這樣的日子好悠閑。”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樣的理想是對照著歐美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構建出來的。這么說還不夠確切，因為歐美中產階級也只有經濟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時代才能過這樣的日子。這首歌如今拿到西方去唱，也美好得不真實。經濟疲軟首先影響的是就業，“畢業就有好工作”如今是世界性的難題，失業的人就更不要說了，生計都沒了，還敢想海外度假么?金融危機還吞噬了很多人的養老金，歌曲后邊唱的“養老生病不差錢”也落空了。
那么，這個被說成是“掂起腳尖就能夠到”的生活在中國有多少人可以過得上呢?看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3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955元，中位數為24200元，56389元以上的就劃入高收入組了。統計局解釋說，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家庭中就業者和未就業者的綜合平均收入水平，以三口之家為例，按照高收入組標準計算，全家可支配收入約17萬元;高收入組約有1.5億人。
一個三口之家年純收入17萬元算不算高，既要考慮通貨膨脹因素，也要看生活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在欠發達地區的小城鎮，生活無疑很不錯了，可是欠發達地區的收入很難達到這個水平;憑常識即可知，這1.5億人主要分散在東部地區的一二線城市。這樣的收入在發達城市能支持什么樣的生活水平，還取決于是否在房價暴漲之前解決了住房問題，如果是在房價大漲之后背了房貸，或者還沒有買房，生活并不輕松。
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中低收入人群滑向相對貧困(實際通脹率應高于收入增長率)，另一方面，少數巨富者越來越有錢。這種分配格局是妨礙老百姓實現美好生活夢想的根本原因。
有很多人將原因歸咎為貪腐，甚至把怒火撒向官員(公務員)群體。但這個理解方式存在誤區，歐美的貪腐程度較輕微，為什么危機只是傷害了99%的人，1%的富人卻變得更加富有了呢?要看到，分配不公是個世界性的現象，新自由主義推動的全球性的階級結構重構和固化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以誠實勞動為收入來源的大多數人難以過上體面生活，只有少數人構成的、依靠國家保護的特權發財的食利階層才能夠窮奢極欲。尤為重要的是，這個過程絕大部分是以“合法”的方式進行的。
在中國，貪腐的因素更重，但決不應忘記，“非法”的貪腐不是問題的全部，病根在于多年積累形成的扭曲的分配機制，以及由此產生的食利的既得利益集團。這才是深化改革的真正標靶。
由于既得利益跟貪腐問題糾纏在一起，就更得對二者嚴加區分，分頭解決，不能以一點替代全面。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力度加大，官場風氣好轉，但執行中已經出現了“跑題”的傾向。中央要求的是禁止鋪張浪費，遏制和打擊腐敗，在一些地方卻逐漸轉化為縮減公務員福利，這種風氣也蔓延到各種國有單位。
過去一些年，公務員職業變得很吃香，但這并不是因為“白色收入”高，而是因為有可能搞腐敗拿“灰色收入”。上海公務員收入領先全國，人年均工資也不過10萬元左右，按上海的消費水平并不算高;全國公務員的平均年工資不足5萬元，連統計局意義上的“高收入”還達不到呢。徹底斬斷“灰色收入”完全正確，但把降低公務員的合理收入當改革不僅是另一種形式主義，而且也會成為逼迫公務員變相尋求“灰色收入”的直接推動力。
把反腐變成縮減公務員的待遇只是“跑題”的表現之一，更嚴重的“跑題”，是把繼續強化已經嚴重扭曲的分配機制等同于深化改革。這樣的“跑題”更危險。既得利益集團有充分的動力把改革的矛頭引向其他方向，以便自我保全。過去把這種現象叫做“轉移斗爭方向”，新一點的說法是“扭曲改革”，我們需要對這種傾向保持警惕。
要實現歌里暢想的“社會相對很公平，不管是明星還是工農兵”的中國夢，必須要改變機制，消除食利階層，讓勞動人民依靠誠實勞動即可過上好日子才行。反腐敗改作風只是保障這個目標實現的必要條件，而不是目標本身。
習近平總書記說，“打鐵還需自身硬”。十八大以來的轉變作風、實踐群眾路線、“老虎”和“蒼蠅”一起打等動作，都是鍛造自身讓黨和政府硬起來的舉措。“打鐵”還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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