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藝謀超生”折射出的三大問題 ——決不是一種危言聳聽

　　從“張藝謀超生”折射出的三大問題

　　——決不是一種危言聳聽

　　據媒體報道，張藝謀終于“認罰”。2014年2月7日，他已向無錫濱湖區計生局繳納了“計劃外生育費及社會撫養費”(“超生罰款”)人民幣7，487，854元。至此，自2013年5月以來被媒體曝光、熱炒，歷時8個月的“張藝謀超生”事件終于畫上了句號。

　　張藝謀何許人也?答曰：以導演“國丑”影片《紅高粱》而成名的“世界級”名導，一個曾獲得過美國波士頓大學、耶魯大學“榮譽博士”光環的人物，他無疑是“改開”以來公認的頂級“名人”、“精英”。

　　“名人”、“精英”者，按照“公知”們的定位，理該是社會的模范公民，守法的標桿，道德的楷模。可是，偏偏是這樣一個“公眾人物”，不僅在2001至2006年長達六年時間里，一直無視國家“婚姻法”與“計生法”的存在，可謂無法無天地連續“非婚”誕生子女三名;且在事件曝光后，仍躲躲閃閃，拒不承認。直至社會輿論嘩然，被媒體“曝光”到“曾有四個妻子七個孩子，被網友們笑稱‘葫蘆娃的爸爸’，甚至還有人爆料他還有第八個孩子”后，這才猶抱琵琶半遮面地通過“工作室”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示“張藝謀與其妻陳婷的確育有兩子一女，愿接受無錫計生部門調查，并依照國家規定接受處罰。”(以上引文見《“百度·張藝謀超生事件”》條)

　　張藝謀最終承認了違法超生事實，表示愿意“依照國家規定接受處罰”，并繳了748萬多的罰款。人們一般認為，張已真心認錯、領罰，態度轉好了。殊不知，情況并非如此。

　　據《華西都市報》引張藝謀新片《歸來》劇組方面人士獨家透露，“收到《決定書》后，張藝謀夫婦面對如此巨額罰款數額，剛開始心中也有些不服，打算申請行政復議，但張藝謀擔心如果申辯，如果不提前繳清748萬超生罰款，許多媒體會對此事沒完沒了炒作下去，嚴重影響他的電影事業，于是，最終決定認罰，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訴訟，提前繳清罰款。希望以此早日平息這場風波，安心做電影”，如此而已。

　　一句“希望以此早日平息這場風波，安心做電影”的內心直白，充分證明：張的“認罰”，不是發自內心，而是出于無奈，是心猶不甘的。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個極大的遺憾。不過，話說回來，在當今“金錢拜物教”盛行，崇洋迷外世風彌漫之際，像張藝謀這樣的“精英”，愿意把孩子生在國內，讓他成為“中國人”、不移民國外也算是“阿彌陀佛”了。

　　應該說，“張藝謀超生”事件是落幕了，但這一事件卻折射出當前中國社會的一些嚴重問題，卻是發人深省的：

　　其一，社會貧富兩極分化之嚴重。

　　以往人們只籠統知道，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嚴重，但對多數人來說，缺乏具體感性的、科學的認識。如今，“張藝謀超生事件”向社會公眾提供了一只被解剖的“麻雀”。它讓人們初步了解到“精英”們的收入情況。

　　無錫濱湖區計生局對張藝謀作出“超生罰款”的依據是，按2002年起執行的《江蘇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非婚生二胎及以上的，社會撫養費征收應按孩子出生前一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五倍至八倍繳納。此外，其實際收入超出當地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二倍以上的，還要再繳納一倍至二倍的社會撫養費。

　　張藝謀的三個“非婚”子女，分別出生于2001年、2004年和2006年。這樣，就需要：

　　1、確定2000年、2003年和2005年的無錫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職工年平均收入)，然后乘以“五倍至八倍”計算;

　　2、確定張藝謀在這三年中的實際收入，其超過“人均可支配二倍以上以上”部分，再乘以“一至二倍”計算;

　　把1、2項計算得出的數字相加，即為“超生罰款”的具體數額。

　　無錫濱湖區計生局調取張藝謀(陳婷無工作、無收入)名下三個銀行賬戶在2000年、2003年和2005年的流水記錄，查清了張藝謀這三年的實際收入。最后認定：

　　1、根據無錫市統計局公布的《無錫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0年、2003年和2005年無錫市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8603元、11647元和16005元。

　　2、張藝謀在2000年、2003年和2005年的實際收入與“超生罰款”計算分別是：

　　*2000年，張藝謀年實際收入為2760元(作為廣西電影制片廠名譽廠長，每月工資230元，全年共計2760元)低于當年無錫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03元，按三倍征繳，即：8603元×3=25809元”;

　　*2003年，張藝謀實際收入約為106萬元(包括拍攝某廣告酬金100萬元、執導《印象·劉三姐》勞務費6萬元，以及廣西電影制片廠工資)。按基本標準11647元的八倍征繳，同時對其超出人均可支配收入部分還要以二倍征繳，即：11647元×8+(1060000元-11647元)×2=2189882元;

　　*2005年，張藝謀實際收入約為251萬元(包括《圖蘭朵》巡演補助費約56萬元、執導《印象·劉三姐》稅后收入161萬元、拍攝某廣告稅后收入34萬元以及廣西電影制片廠工資)。按基本標準16005元的八倍征繳，同時對其超出人均可支配收入部分還要以二倍征繳，即：16005元×8+(2510000元-16005元)×2=5116030元。

　　以上三項合計，即：25809元+2189882元+5116030元=7487854元。

　　看了上述內容，人們自然會對2000年張藝謀的實際收入產生懷疑：作為一個國際級的著名導演，這一年他的收入居然只有2760元!竟比無錫人8603元的年平均收入還少5843元!僅有一份“廣西電影制片廠名譽廠長”的兼職工資，每月為230元，你信嗎?那么，這一年他的主業是什么呢?怎么就沒有主業收入?難道這一年他導演的影片《幸福時光》，只是一種單向的“公益”性的“義務勞動”嗎?另外，作為一位專業導演，他所導演的作品多達數十部之多，幾乎每年都有成果問世。可是在這三年時間里，怎么只能得到《印象·劉三姐》一筆報酬(稅后收入161萬元)?

　　去掉2000年明顯不可信的這一年的數據，即便是只可能是被低估的2004年和2006年，張藝謀的年收入也在106萬、251萬以上。記住，這可是近十年前一位中國精英的收入。反觀當時中國普通農民的收入，簡直不敢設想。

　　據2011年11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的白皮書披露，近十年內，農村扶貧標準已從865元提高到1274元，貧困人口數量從9422萬人減少為2688萬人，10年減少6734萬人;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76元增加到3273元，年均增長11%。

　　按照這一數據，也就是遲至2011年，中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僅為3273元;而農村的“扶貧標準”是年收入1274元!這就告訴我們：

　　張藝謀2006年的收入是251萬元，為2011年普通中國農民年平均收入3273元的766倍!為尚夠不上“扶貧”資格農民年收入1275元的1968倍!

　　作為精英，其實張藝謀的收入也不算太高。精英中如萬科的老總王石，他拿的年薪已高達700萬,可是他還在說:“我拿700多萬年薪算個啥?”2007年平安保險公司董事長的年薪更高達6616萬元。

　　如今的中國，出現千萬、上憶的富翁早已成了“小戶”，幾憶、數十憶，甚至超百憶的富豪亦已不在話下，這是“改開”搞私有制，“與國際接軌”的必然結果。本來，鄧小平搞“改開”，說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以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可是30年后，一部分人確實先富了起來。可惜，先富并沒有“帶動”后富;相反，卻席卷財富外逃，成了外國的“投資移民”，成了“掏空中國的外國人”!留在國內的就是數以憶計的工農大眾——或是靠“扶貧”、“低保”茍活的人群，或是生活在年收入不過萬元的人們。

　　其二，社會道德的淪喪。

　　“名人”、“精英”，人們雖然不能要求他們成為怎樣、怎樣的“圣人”，但總不應該成為社會上作科犯案的犯罪分子和搞雞鳴狗盜、男盜女娼的社會渣滓吧。

　　張藝謀出生于1950年，作為一名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共和國的近齡人”，經受了毛澤東時代的嚴格教育，又是一名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理所當然應該具有起碼的社會主義的道德品質。那就是遵守社會公德，尊重女性，決不能干那種社會不恥的勾當。

　　自從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實施以來，幾十年來，誰都知道，新中國“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這些不僅是法律條文;同時又是一般人們所遵循的社會道德準則。

　　非婚同居，非婚生育，這在中國歷來被認為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在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凡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的，就其極大多數案例來看，其結果都是以女方受騙、受欺而告終的。因此，傳統上人們都把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看作是男方對女方不尊、不道德的表現。

　　“改開”以來，在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蝕下，精英們打著“人性”解放的旗號，重新把婦女變為一種特殊“商品”，把她們打回到富人手中的“玩物”與“附屬品”。號稱“專家”的精英分子，更是大造輿論，公然提倡“性”解放，提出“實行賣淫非罪化”。在法律上，對“男女問題”實行“不告不理”，為隨便發生兩性關系的行為和地下賣淫業的興起開啟了綠燈。

　　何謂“人性”?誰都知道，人性是具有兩重性的。它既有文明向善、積極為公的一面;同時又具有獸性向惡、消極為私的一面。不是不問善惡，什么都往“人性”這籮筐里一裝，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自私、縱欲，鼓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顯然都是人性中的消極面，都是應該受到批判、遏制的東西。

　　“張藝謀超生”事件的出現，既是西方腐朽思潮泛濫的產物;同時，又反過來進一步敗壞了整個社會的風氣。事實證明，在“張藝謀超生”事件上，許多人并不把這一敗壞社會風氣的事件看作是什么嚴重問題，而只是把它當作名人的緋聞來炒作;還有的甚至帶著欣賞、羨慕的目光來看待張藝謀的所作所為，這難道不正是當前社會道德淪喪的表現嗎?

　　其三，“名人”、“精英”的“無法無天”現象。

　　毋庸諱言，在當前中國違法犯罪最多的人群，就是精英階層。從各級治國掌權官員的腐敗，到各個領域 “優秀人物”的“出事”;從銀行“老總”卷款外逃，到“先富人群”的犯案。只要上網一查，幾乎所有重大案件，無不都與精英們有關。什么“我爸爸是李剛”啊，什么浙江永康發生“大規模嫖宿學生處女”事件啦，所有千奇百怪的案件，幾乎很難找到與普通草根百姓相干的。所以如此，客觀上除了精英們手中掌握著不同類型、大小不等的各種權力有關;主觀上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這就是精英們自恃身份“特殊”，缺乏法制觀念。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特權階級統治的國家，崇尚精英治國;又有“刑不上大夫”之說。這類封建傳統，雖在新中國建立后，一度被毛澤東打了個“稀巴爛”。但隨著時空轉換，很快又沉渣泛起，舊東西重新粉墨登場，化腐朽為神奇，且成為一種趨之若鶩的追求。于是，“官官相護”，“惺惺相惜”，“同病相憐”，形成一個個“精英圈子”。現實生活中的這一客觀存在，決定著精英們頭腦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什么都能搞定”的潛意識，最終導致法制觀念的缺失。

　　“名人”、“精英”，因為有“名”、有特權，有精英圈子呵護，有恃無恐，法制觀念缺失，這才釀成了層出不窮的“名人”犯科作案的新聞。張藝謀作為當今社會的“文化精英”，又是“改開”以來的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品格按理似乎應該高一點，對自己的要求應該更嚴格一些。很遺憾，他同樣還是不能“脫俗”，鬧出了“張藝謀超生”事件，還是沒能跳出“‘名人’缺乏法制觀念”的怪圈，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網上找了一下關于張藝謀的材料，在“百度·百科《張藝謀》條”中，專門有《戀愛婚姻》一節，其中介紹了他的三段“情史”：

　　1、“張藝謀和肖華初中相識，在1978年張藝謀和肖華領取了結婚證。1983年3月31日，女兒張末出生。1988年張藝謀與肖華離婚。”

　　2、1987年，“因拍攝《紅高粱》張藝謀與鞏俐相識并相戀，但他們最終在1995年分手了。”

　　3、“張藝謀和陳婷相戀于1999年，共育有三個子女……兩人于2011年登記結婚。”本次“張藝謀超生”事件，就發生在張與陳的情事期間。

　　如果上述“情史”屬實，就可斷言：在張藝謀的頭腦中，確實沒有法制觀念。為什么?假如他有法制觀念，他就不該在1987年與原配肖華婚姻的存續期間就同鞏莉“相戀”。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一章第四條明文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

　　什么叫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一方面同肖華保持著夫妻關系，同時又與鞏莉“相戀”，這難道符合《婚姻法》條文嗎?其后事實也證明，正是鞏莉明知張藝謀是“有婦之夫”，硬行“插足”;正是張藝謀主觀上在婚姻存續期間與鞏莉的“相戀”，最終導致張藝謀、肖華“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的破裂。

　　如果上述“情史”屬實，還可斷言：在張藝謀的頭腦中，壓根兒就沒有法制觀念。為什么?假如他有一絲法制觀念，他就不該非婚生育;更不該在長達十年時間里非婚生育三個孩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是規范、管理中國公民男女婚姻關系與生育的法律。可是在張藝謀眼內，根本就沒有這兩部大法的存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七條規定：“ 公民有生育的權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夫妻雙方在實行計劃生育中負有共同的責任。”

　　第十八條規定：“ 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

　　張藝謀與陳婷非婚同居，本身就違反了《婚姻法》;且非婚生育了三個孩子，這又從根本上違反了《計生法》;更嚴重的，他又是“屢犯”，是一犯再犯，從法制觀點看問題，實屬性質嚴重，情節惡劣!

　　嚴重的“名人”、“精英”違法犯罪現象，是社會危機的一種表現。從“張藝謀超生”事件中折射出來的以上三大問題，很值得廟堂上的高層和一切關心祖國前途人們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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