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永被判4年徒刑，美國政府公開表達“深感失望”，西方主流輿論對他力挺，這無形中增加了許在中國異見人士中的影響。中國這些年異見人士似呈增多之勢，但能夠成為“大異”的，卻需要一些機緣和力量的推動。
互聯網為異見人士發聲并建立基礎性圈子提供了方便，由于多元化已是中國社會的現實，他們在輿論上填補了“反體制的缺位”。這些人活躍在合法與非法的邊緣地帶，并與中國改革形成復雜關系。他們經常是具體改革的倡導者，但卻主張以激烈、非法的手段“推動改革”，從而客觀上對改革的大環境造成破壞。
異見人士對改革的終極期望大多與憲法背道而馳，如一些人主張取消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權，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推行資本主義的多黨政治。但他們強調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認為他們包括改變中國根本政治制度的各種主張都有權利在中國自由傳播，此外他們將行動上推動這種傳播的過程，都看成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異見人士同法律的沖突主要發生在“行動領域”。如許志永，法庭認定他對多起聚眾滋事活動構成了“煽動”，犯有“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因而依法判了他的刑。許多比許志永觀點更激進的人，因為只是論述觀點，并無越界違法行動，雖有時在網上被刪帖封號，但并無吃官司之虞。
如今的異見人士一般在“出事”之前都不太出名。他們與周圍社會發生激烈沖突后，開始引來一些關注，但能否成為“大異”，是有條件的。
其中關鍵性條件之一，是西方輿論會不會較大規模報道他們“受到壓制”，力挺他們，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政府會不會直接站到他們一邊，并且持續把他們當作中西圍繞人權爭論的焦點。
除了劉曉波，近年來最出名的異見人士還有艾未未和陳光誠。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兩人成為“大異”，西方輿論都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幾年還有其他吃官司或者經歷奇特的異見人士，由于西方興趣有限，中國國內親異見人士的輿論也熱不起來，那些“小異”都像是這個領域一閃而過的流星。
當然，不能說是西方一手打造了中國的異見人士，他們的出現，顯然首先源自中國社會的內因。異見人士在價值觀上與西方社會有很高的一致性，后者支持他們的社會資源和渠道都很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軟實力的慣性擴張。
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支持中國的異見人士，除了“自發”，也早已成為西方國家的穩定對華政策之一。中國的異見人士們早就意識到西方支持的重要性，它事實上成為最能鼓舞他們的精神支柱之一。
與其說西方支持中國異見人士是“陰謀”，不如說它更像是“陽謀”。西方可以公開這樣做，把它塑造成中西之間的游戲規則之一。只要中國的綜合軟硬實力不如西方，我們的社會就將一茬茬出現異見人士，他們必然在價值觀、甚至在行動上與西方結盟。
中國將面臨如何應對“異見人士”現象的長期難題。在多元化社會里對這種現象定性就很復雜，化解它就更不易。
異見人士已在逐漸形成同中國主流社會的利益分叉，對抗已然成為他們中很多人實現個人及小圈子利益的方式。加上他們與中國改革主目標相悖的“理想主義”，如何讓他們也成為中國社會團結的一部分，這的確是一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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