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歷2014年初，天則經濟研究所按往年慣例辦了一個“新年期許”的論壇，一群重量級學者參加。由于天則所網站更新較慢，截止我寫這篇文章的1月16日，我在天則所的網站上還看不到這次論壇能夠公開的全貌或綜述，但是，清華大學秦暉教授在這次論壇上的發言實錄很快被整理出來，率先在FT中文網發表。這個舉動多少有點奇怪。我曾參加過幾次天則所的論壇，組織方都要求發言內容確保在天則網站的“首發”，對此我表示理解。不知為何秦暉教授的發言可以破例。當然，這個細節并不那么重要，而秦暉教授發言的內容讓我挺感興趣。
在FT中文網上，根據秦暉發言實錄整理的文章用了這樣一個標題，《限權問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解》[1]。人們一般理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指相對于純計劃經濟與純市場經濟之間的一種狀態，通俗點說就是公有制、集體所有制和私有制、外資共存的一種經濟形式，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的“混合經濟”差不多也是這個意思。那么，秦暉對此如何“新解”呢?他說：“對于我來講，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政府只應該有‘市場經濟的權力’，而我們應該對它進行‘社會主義的問責’。” 這話什么意思?秦暉說：“我這里講的社會主義當然是為老百姓提供服務的社會主義……我覺得，要社會主義就是要加強民眾對政府的問責，至少政府責任不能低于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比如香港;要市場經濟就意味著限制政府權力，政府權力不能大于從搖籃到墳墓的瑞典”。是不是不太好懂?我把它說的清楚點。
秦暉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解”其實就是說：要求中國政府實現社會主義，但必須只能用資本主義的手段。所以，我們發現秦暉教授在這里偷換了一些概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是“混合經濟”。但秦暉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徹底割裂和拆分，變成兩個不同的東西。而且，秦暉在文章中提到了政府的“權責對應”，但對于中國政府，他卻沒有采用“權責對應”的標準。
那么，要求中國政府必須用資本主義手段來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呢?秦暉說：“當然你可以說這是做不到的，這的確是做不到的。但是這作為一個討價還價的砝碼，是必須的，沒有這個砝碼就壓不出權責對應這個我們希望的結果來。”
由此我們發現幾個問題。第一，有些人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認為前者好、后者壞，但秦暉沒有這樣，他至少表面上認為社會主義也有好的方面;第二，秦暉提倡社會主義的好處，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實現社會主義，而是把社會主義的好處當成向中國政府“討價還價”的手段;第三，秦暉明知要求中國政府用資本主義的手段來實現社會主義的結果“是做不到的”，他的目的何在?秦暉在文章中說：“對它進行社會主義問責，要求它承擔比‘資本主義國家’大得多的責任，……不承擔你就沒有合法性，承擔不起想要卸責，你就必須先限權，這不是順理成章嗎?”秦暉教授說：“在我看來就是要這樣，這責要問到他負不起為止”。這里的“它”或“他”就是指中國政府。
那么，秦暉針對中國政府說的“合法性”、“卸責”、“限權”、“負不起”，目的是什么?秦暉說：“如果沿著市場經濟的道路不斷限制政府權力，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斷追問政府責任，中國朝著憲政(憲政的要義就是權責對應、契約政府)道路就不遠。”于是，我們看到，時隔一年，繼西歷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賀詞事件”后，在2014年初，秦暉用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來要求中國政府，再次把“憲政”當成了目的。秦暉無非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
這一年來，對于“憲政”我寫過文章，發表過觀點，我反對“批判憲政者自己不要憲政”的矯枉過正，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身就是憲政，世界上的憲政并非只有唯一的形態，不能用唯一的憲政模式來強求每一個國家。但是，這個觀點顯然是一年前《南方周末》的“新年賀詞”及一年后秦暉的“憲政”所不同意的，他們的“憲政”無非是一種表述技巧，說白了就是資本主義。因此，我們可以用大白話來解釋秦暉精心設計的戰略：要求中國政府必須用資本主義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結果，目的是為了實現資本主義。如果我們僅僅看到秦暉的戰略，那是不夠的，我們還應看到這種站略相伴隨的戰術。
西歷2013年7月29日，“共識網”發表了一篇秦暉的文章，《漸進還是激進——新南非十九年述評》，這篇文章是秦暉以前一篇文章《從南非看中國》的延續。在《從南非看中國》一文中，秦暉認為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比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更壞。因此，當南非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后，中國應該怎么辦?秦暉在《漸進與激進》一文中說：“對于漸進與激進、‘革命’與‘改良’，我們關心的應該是‘進’的方向，至于漸進還是激進，應該就事論事。只要方向是對的，能快則快，當慢則慢，無論‘革命’還是‘改良’，抽象地講都是不必崇拜、也不必害怕的”[2]。換句話說，只要方向是朝著資本主義，其結果不管是叫“普世價值”也好、叫“憲政”也好，秦暉并不排除流血革命這一選項。
我們不能只把秦暉的觀點看成是個人意見的表達，某種程度上，我們還應該把秦暉的觀點看成未來一段時期內某些人、某些“準組織”的行動指南。因此，按照秦暉的戰略戰術，未來一段時間，我們可能將在輿論和政策領域內看到下述狀態：一方面，不斷強調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有多好，同時強調中國民眾的福利有多差，這一輿論攻勢將成為一呼百應的主流，以要求中國政府為中國民眾提供更多的福利，要求實現“社會主義”;另一方面，不斷強調資本主義對政府的制約，不斷要求中國政府減少權力、縮小權力，要求實現“資本主義”。這兩種輿論看似無關，其實是高度配合的行為，目的就是要把中國政府變成一個小孩子，卻要像成人一樣挑起重擔，然后看著中國政府是否會被壓垮。也就是說，他們向民眾承諾的各種福利，從根本上說，不是為了民眾的幸福，而是要讓政府難堪，甚至讓政府完蛋。因此，秦暉的戰略戰術，在我看來，一定程度上就是“顏色革命”的指導原則。“FT中文網”搶在慢吞吞的“天則所”之前發表這篇文章，使得一家外媒具有了直接替代“南周”昔日地位的作用。
[1]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390
[2]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yyj/article_2013072988632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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