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請你對窮人留點慈悲吧

　　茅于軾，請你對窮人留點慈悲吧

　　——評茅于軾的車票漲價論

　　春節就要到了，整個中國照舊是一票難求，鐵路客運高度緊張，忙碌一年的中國人無不盼望著盡快買到回家的票，只要拿到了這張小小的卡片，中國人的鄉愁、親情和一切說不盡的思念，似乎就都有了著落，否定就會心神不定、寢食不安，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特有的一種人情文化。過一個團圓年，在中國人這里，簡直成了一個最基本的人道主義表達。正所謂“有錢沒錢都得過年”，每臨年關將近的時候，無數游子紛紛返鄉歸家，就算窮得如楊白勞，也要趕回家里。所以，如何解決中國的春運問題，表面上看起來關乎運輸，其實就精神層面而言，所體現的更像是中國社會的良知與良心。

　　問題這般重大，春運問題自然就引起了廣泛的議論，如何讓更多的人了卻回家的心愿，社會各界人士紛紛獻計獻策，用心良苦。但是，最近，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的建議卻令人大吃一驚，他以“車票漲價”為杠桿，以減少客流量為說辭，居然提出了一個保障富人剝奪窮人的方案，令人不得不對這位一直標榜“為窮人辦事的人”刮目相看。

　　茅于軾的議論是從火車票漲價開始的。據報道，茅于軾說，“火車票價上漲雖然不能增加供給，但是卻能夠減需求。漲價后，原本乘火車回家過年的人或更換交通工具、或調整返鄉時間，最后達到疏散春運人流的效果”，并說這樣一來，買得起票的人(大概是富人吧)就“買到了一個有質量的服務了”，同時，鐵路這種社會資源的利用也因此“合理”了。

　　這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合理呢?

　　我們說，這是剝奪多數人權益而保障少數人的“合理”。

　　顯然，這種減少客流的辦法是建立在保障富人剝奪窮人基礎上的。按照茅于軾的方案，火車票價一定大漲，漲到中國的打工大軍多數都買不起的程度。這樣一來，火車就不擁擠了，買得起火車票的人就舒適了，想回家探親也行，想旅游觀光也可，總之行動自由、不受干擾，而那些買不起票的人呢，那就只有對不住了，要么“更換交通工具”，要么“調整返鄉時間”，也就是說，就別回家過年了。這難道不是對數以億計中國回家過年那些人的權利赤裸裸的剝奪嗎?只不過這樣的剝奪使用的是經濟手段而已。

　　這還是金錢至上、金錢萬能的一種“合理”。

　　金錢與人性在很多時候都是對立的。當金錢泛濫到至上、萬能的時候，基本上就是人性泯滅的時刻，到這個時候，金錢就成了社會分化的標尺，也成了剝奪人性的工具。茅于軾提出，針對漲價可能對低收入人群產生的影響，“最好的解決方式是給窮人貨幣補貼”，并說“這可以保護窮人。”這簡直是笑話!如果漲到窮人已經連一張過年回家的火車票都買不起的程度，給那么一點貨幣補貼又于事何補呢?難道能因此彌平他們流落他鄉、有家難回的心靈創傷嗎?拿幾個臭錢就把最基層大眾從隆隆奔馳的火車上打發走，這又是怎樣的一種心腸呢?如果這樣金錢杠桿是合理的話，照此推理，那么“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浪在街頭”也都是完全合理的、十分應該的了?

　　也許有人要辯解說，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茅于軾只是從經濟學的角度提出建議。

　　我們說，還是不要拿什么時髦的經濟學來搪塞吧。對窮人的態度，從來都檢驗著社會的良心。一個對窮人缺少關懷的社會，一定是墮落的沒有良知的社會，同樣，不管什么經濟學，如果對弱勢群體沒有同情、沒有關懷，那就只能是沒有良心的狗屁之學。社會是這樣，作為每一個個體的人，也完全是這樣。

　　茅于軾先生有一句很知名的座右銘，“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如果僅從就這句話看，茅于軾先生對窮人有很大的慈悲之心，但就其“火車票漲價論”而言，從卻看不出有什么慈悲于其中。假使真的按照茅先生的建議，可以想見，中國買得起火車票的富人肯定是優哉游哉、好不自在了，可是數以億計買不起車票的底層人眾呢?

　　茅于軾先生請你想一想吧，假如有那么一天，在本該家家歡樂、戶戶團聚的大年節，可神州上下，卻是多少“白發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帷”，你難道心里對此就沒有些許不安嗎?

　　所以，本人鄭重地向你呼吁，請你對窮人高抬貴手、留一點慈悲吧。火車票不是不可以漲價，但千萬不要漲到你說的程度。總得讓絕大多數都能買得起票，即使因此擁擠一點，讓有錢人感到有點難受，也請忍一忍吧。中國可不能變成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呀!現如今中國社會底層所能享有的社會資源已經少的可憐了，好在火車還是可以坐一坐的，如果連這點有限的權益都被你用經濟學的手段剝奪掉，于心何忍耶?

　　佛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保障窮人能夠坐火車回家過年，雖不驚天動地，但也是善事一件。莫以善小而不為，請你一定要行行好，為窮人留一點慈悲之心，以證明你說過的話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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