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方債反映諸多深層次問題》，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2013年12月31日文章。我們知道，當下的這場資本主義歷史性大危機的核心問題是美國主權債務危機。不過，由于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處于主要矛盾地位，所以，盡管危機本身來自美國，但是，這場危機卻在絕大多數時候都表現為非美世界的危機。對處于次要矛盾地位的非美世界而言，如果不能消除美國——這個制造世界危機的總源頭——身上所具有的病根，那么非美世界自己也是無法真正擺脫危機的。當然，從美國的角度出發，它總要掩蓋自己是危機源頭的這個本質，同時總要把非美世界的問題加以夸大，從而便于美國把克服危機的責任推卸到非美世界的身上。
因此，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自然成為美國攻擊的對象。實際上，相比于美國地方政府接連破產的狀況而言，即便按照資產階級的一般標準，中國地方政府承受債務的潛力依然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因而，中國不僅不存在地方債問題，相反，中國的地方政府還能依靠金融創新籌集更多的資金(而這真是美國所害怕的事情)，更不要說，在社會主義體制下，中國原本就不應該有地方債這個概念!
中國政府中的走資派把西方標準強加在中國人民的頭上，把各級政府都以獨立核算單位來處理，由此把地方政府給公司化了，每一個地方政府都變成了有限責任公司，從而造出一個“地方債”問題。很明顯，這種處理方式是嚴重違背“社會主義大家庭”和“全國一盤棋”的原則的，是以反社會主義為前提的。走資派們之所以要這樣做，就是為了通過地方債危機來迫使人民政府向資產階級俯首稱臣，由此實現讓私人資本控制中國政權的政變計劃。
無論是美帝國主義還是中國的漢奸買辦勢力，它們都異口同聲地認為中國的地方債問題很嚴重，它們認為，之所以會產生地方債問題，那是因為政府把錢投到了“備受爭議”的基礎設施或要到幾十年后才能收到回報的投資項目上。很明顯，這種指責有一個自相矛盾之處：漢奸買辦勢力一方面以“投資效率低”為由反對政府把錢投資到基礎設施上面，另一方面，漢奸買辦勢力又以基礎設施項目能夠為相關的所謂壟斷國企制造穩定且巨額的利潤為由要求在該領域實行私有化改革，同時，漢奸買辦勢力以中國基礎設施不足為由要求提高相關公共事業服務的價格。對此，我們已經有過很多分析，漲價就是為資產階級專政復辟事業服務的。
如果中國政府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那么就應該讓國有資本完全控制基礎設施項目，并且將其中所獲得一部分利潤補貼人民群眾，此時，所謂的地方債問題也就根本不會存在，反之，如果基礎設施項目被私人資本侵入，那么人民群眾在公共事業上的支出的一部分實際上就成為了境內外資本家階級的利潤，而這一部分利潤——由于它不是由社會共同占有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反哺給人民群眾，更不可能被用來削減政府債務，相反，隨著私人資本增殖規模的擴大、社會財富向資產階級集中的程度進一步提高，它只會進一步增加政府負債規模——正如我們在美國身上所看到的那樣。
《拉脫維亞新年加入歐元區》，美聯社里加2013年12月31日電，法新社里加2013年12月31日電。既然歐元區已經擴張到了俄羅斯的邊境上，那么，歐俄矛盾的進一步加重也就更加難以逆轉了。當然，對歐元區而言，對外擴張使其緩解內部既有危機的一種手段，但是，由于資本割據要受到軍事割據的制約，因此，當歐元區無法進一步東擴時，歐元區既有的危機就會爆發出來。盡管眼下俄歐之間表現出某種緩和的氣氛，但是，歐俄之所以在雙邊關系上表現出某種靈活性，那只是因為俄歐都要捍衛自己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因此，盡管俄歐都希望通過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善意來換得對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讓步，但是，也正因為烏克蘭的歸屬事關俄歐各自的生死，所以，我們近來看到的這些俄歐關系得以緩和的現象馬上就會表現出其曇花一現的本質。
《中國對安倍“拜鬼”應轉憂為喜》，新加坡《聯合早報》1月1日文章。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薛理泰不愧是一個善于忽悠的美帝辯護士。他的這篇文章肯定很得某些腦殘愛國憤青的歡心，這幫腦殘——只要看到中國能夠以某種條件“和平崛起”——就會對這個有利于“和平崛起”的條件持以十二萬分肯定的態度。按照薛理泰的說法，中國不僅不應該擔憂安倍拜鬼，相反，還要因為安倍拜鬼有利于中美合作而感到高興。然而，我們要指出的是，薛理泰所謂的中美合作不過是實現“中美共治中國”而已，不過是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如此合作當然能夠讓美帝及其走狗高興，但肯定不會讓中國人民高興。
另一方面，按照薛理泰的邏輯，日本擺脫“戰后體制”的舉動與美國無關，好像美國不是推動日本廢除和平憲法的幕后黑手那樣，因而顯得中日關系的日益緊張不是美國從中挑撥的結果。然而，薛理泰的這個邏輯根本禁不起歷史事實的檢驗。我們已經反復講過這個問題。鳩山內閣上臺后就想和中國走得更近，因而才被美國搞下了臺。而美國改變其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的這一做法也正是導致中日關系突然開始緊張起來的原因。正因為美國把中日對峙作為其得以重返亞太的前提條件，所以，薛理泰的邏輯根本就是站不住腳的。因而，由此邏輯所得的結論也是荒謬的。
薛理泰之所以要中國對安倍拜鬼一事“轉憂為喜”，實際上就是為了減少美國重返亞太的阻力。可想而知，如果中國因日本對外擴張能力的提高而采取更加積極的應對方式的話，那么中國加強國防和安全能力的這些舉措當然也能被用來反對美帝國主義。而且，中國維護自身安全能力的提高必然增加日本對外軍事擴張的難度，由此反過來也將迫使日本提高其為美帝賣命的要價，最后必然加重美帝重返亞太乃至控制世界的負擔，因此，美帝辯護士薛理泰在此搞的陰謀無非就是為了麻痹中國，以便美日能夠在一場成本很低的“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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