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私行為違反了國家法律，由法律來決定你應該做出何種補償。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個普通公民，你的行為，沒有影響我，更沒有傷害我，所以你不必向我道歉。
你多生了幾個孩子，是你自己的人生和能力決定的，雖然在法律規則面前，你的行為被拖到公行為的范疇，但你多得的利益并不是損害我的利益的結果，所以你不必向我道歉。
公行為規則有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權力，但并不意味著每個人有權要求同一社會的另一個人與自己行為一律，這中間有一條界是不可跨越的，否則就是“人人警察”的社會，就是個人意志徹底泯滅的社會。我不喜歡這樣的社會，也不愿生活其中，為此我愿意給你我沒有的自由，并不覺得你多一點自由我就吃了虧，所以你不必向我道歉。
當一個人的私行為超出了這個社會公行為的規則，要么是這個人只考慮自己利益(以是否直接傷害他人利益為界)，要么是公行為的規則不合理。生育是再私密不過的行為，因而行為本身并不直接損害他人利益。作為夾在此種私行為與公行為規則之間的第三者，即廣大的人群，既沒有公行為規則的絕對權威，也沒有以平等為由超越法律之上的道義審判權。我不認為你在道德上傷害了我(我也不認為你傷害了任何人，不過他人怎么想，是他們的自由)，所以你不必向我道歉。
任何社會的法律都有其局限性，并且由于其天然必備的穩定性，一條法律再不合理或過時都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它總是在大大滯后于時代之時依然巋然不動，因為制定法律的人并不一定具有時代敏感性，時常需要人群中有智慧有勇氣的人站出來以身試法，才能撼動慣性的國家機器，才能喚醒沉默的大多數。我不知你的行為是否能歸入這一類，因為我無法鉆入你的大腦窺探你的自我意識，你也許是出于自私自利，但在特殊歷史時期，一個自私自利的行為也可能負有我上面說的擔當。為此人群應該感謝你這份擔當，感謝你以藝術家的敏感哪怕是本能地點出這法已經到了討論它結束的時候。所以就算你在法律那邊，我在法律這邊，你也不必向我道歉。
即便隨大溜承認你的行為損害了無以數計或自覺不超生、或不敢或不能超生的人，你也屬于我們可以甚至應該原諒的人。你完全可以接住西方統治集團早在二十多年前便遞給你的“背叛招聘”獎，幫著經營中國的道德卑賤直到今天，但也許是骨氣，也許是精明，你及時擺脫了西方戰略棋盤上一粒攻打自己祖國的棋子角色，將事業的重心全盤移入國內電影市場，緊隨馮小剛拉開了中國自家電影工業的序幕。至于在電影藝術上的功過，各家自有評說，蓋棺定論還太早，也不屬于本文的探討范圍。我只是想提醒那些因為你的行為覺得吃虧的人，你完全可以一直坐在“棋子”的交椅上，那是時興的“寶座”，你有一堆同事坐在上面自扮“受害者”，以在洋人面前博取功名，這起事件給了你扮演“受害者”機會，只要你朝這個方向一叫喚，“外援”即會到來，可你沒有選擇如此突圍;你還可以懷揣某超級大國護照，那樣不要說超生兩個，再多幾個又有何妨?我感謝你，因為你沒有為此跑到某國大使館要求“避難”，像那位盲人以“受害者”的身份狐假虎威;因為你不像你的部分同行，讓我這么多年在西方電影廳里時時刻刻想挖個地洞鉆進去。所以，在你向“所有人道歉”的時候，請把我剔除在外。
你不必向我道歉的理由還有很多。我不會因為你多生了幾個后代就自覺在道義上高你一籌。相反，有一天當我老無所依，如果有一血緣外的年輕人向我奉出愛心，有一天當國家征募不到士兵保家衛國，有人家能送出幾個好男兒，我也許應感謝你這樣不辭辛苦多撫養了幾個孩子的人。你使我想起兩句久被遺忘的祖訓：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和多子多福。二十多年前，當你因外譽而聲名如日中天的時候，我批評過你的作品，指出一國電影圍著西方電影節那幾個獎拍片，將沒有出路。那微弱的反調在當時連找塊地方發表都難上加難;今天當你遭遇“社會共怒”的時候，我還是發出微弱的反調：至少你不必向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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