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禁煙或比治污更棘手》，日本《外交學者》雜志網站(2013年)12月30日文章。此前我們已經多次講過漲價為私有化開路的問題。盡管西方殖民主義勢力極力推動毒品合法化運動，但是，它們同時在提倡“禁煙”，由此也就把很多人的腦子給搞糊涂了，很多人因此以為這是兩撥人。
實際上，如果懂得了漲價和私有化的關系，我們就能夠明白，之所以禁煙和治污在資產階級看來是可以比較的，原因就在于，對資本家而言，無論是禁煙還是治污，它們都能實現資本增殖。同理，對資產階級而言，無論是禁毒還是讓毒品合法化，都是以實現資本增殖為原則的。
對此，我們不要停留在“禁煙”或“治污”這種不容質疑的觀念表面，而是要透過這個表象來看看主流社會究竟是怎么來“禁煙”或“治污”的。
之前我們已經多次討論過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通過編造“氣候變暖問題”來詐取政治經濟利益的事情。只要有利可圖，西方殖民主義勢力不久之后就可能拋出一個“氣候變冷問題”，從而反過來再詐取一遍。
之所以美國大使館比中國政府更關心中國的所謂PM2.5問題，那是因為美國才是中國政府圍繞PM2.5問題進行相關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中國不僅全盤接受了美國強加在中國頭上的這個標準，而且還要為自己遵守這個標準來向美國支付巨額的費用，并且還因此確立了一個美國能夠合理合法地干涉中國內政的模式。
可想而知，既然PM2.5問題能夠讓美國從中國身上賺取大量金錢，那么即便中國解決了PM2.5問題，美國依然可以故伎重演地拋出PM2.0問題，諸如此類。總之，對美國而言，關鍵根本不在于中國的污染程度究竟如何，而只在于美國能夠通過“治污”這個議題不斷地從中國身上賺錢。
同理可知，也正因為禁煙比禁毒更難，所以，資產階級才更容易從禁煙問題上賺錢。因為，對資產階級而言，它們的利益根本不在于“無人吸煙”的這個結果，而只在于禁煙的這個過程。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資產階級提出的禁煙方案總離不開“漲價”二字。換言之，資產階級根本不關心禁煙是否成功，相反，資產階級必然反對一切可能導致禁煙獲得成功的方法和途徑，因而，我們在資產階級提供的禁煙方案中找不到一條禁止種植煙草、禁止進出口香煙、禁止銷售香煙的意見。
《中國“娛樂性毒品”泛濫令人不安》，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網站(2013年)12月30日報道。盡管改革匪承認“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所謂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實際上都是在改革開放前——也就是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被消滅的問題。在毛澤東時代，不僅沒有毒品泛濫這個問題，就是連吸毒的現象也是極其罕見的。然而，到了改革開放時代，販毒、吸毒問題又成為了中國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可以這么說，改革開放讓中國在毒品問題上回到了滿清晚期的那個狀態。由此，我們也就可以認識到，改革匪所謂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這句話實際上是在用一個詭辯邏輯——把不同歷史階段所具有的問題混為一談，由此反過來抹殺不同歷史階段之間的本質性區別，從而否認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先進，進而掩蓋改開本身的復辟倒退本質，更不要說這句話本身就是在誣稱毛澤東時代“毫無發展”，換言之，這句話本身就是在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事實勝于雄辯，無論改革匪如何肯定改革開放時代，它們都無法掩蓋毒品問題日益嚴重的這個事實。
我們知道，美國正在把毒品合法化，拉美地區也正在把毒品合法化，因此，可以預見，美國在中國的代理人也一定會提出毒品合法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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