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湖南省委通報了衡陽市破壞選舉案的調查處理情況，媒體一般簡稱為“衡陽賄選案”，案情大致如下：一年前，衡陽市召開人大，內容之一是，527名市人大代表，從90多名候選人中差額選舉產生76名省人大代表。賄選就發生在這一過程中。湖南省委的通報顯示，76名來自衡陽的省人大代表中，有56名存在送錢拉票行為，涉案金額超過一億。有送錢的就有收錢的，通報還顯示，衡陽市527名人大代表中，有518名收了錢，此外還有68名工作人員收了錢。目前，56名來自衡陽的省人大代表被確認當選無效，中止代表資格。此外，由于衡陽市人大涉案面廣，500多名人大代表辭職或中止代表資格，無法正常履行工作職責，已另成立籌備組行使相關職權。
這一事件性質非常嚴重，一個市的人大幾乎全部參與腐敗，必須加以嚴厲整治。選舉作為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們國家有不同的形式。鄉村一級是由全體村民參與的直選，縣以上人大則是間接選舉。長期以來，在全國很多地方，我們常能聽到村級直接選舉中存在賄選的消息和報道。縣以上人大的間接選舉中，關于賄選的報道并不多。但事實上，衡陽地區縣以上人大的賄選并不只是從西歷2012年開始的，幾年前就有相關報道。顯然，那時候沒有引起有關方面和有關領導的重視，以至于小洞不補，大洞吃苦;千里長提，毀于蟻穴，造成今天這種全面癱瘓的局面。湖南省委在中共十八大形成的新領導班子的領導下，對這一持續存在的挑戰我國人大制度的惡劣行為嚴懲不貸，也顯示出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立場。
選舉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方式，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在金錢至上的社會環境中，幾乎所有的選舉，不分國家、地區，不分歷史時期，都存在賄選。賄選幾乎是民主選舉的通病。從一百多年的曹錕到現今我國臺灣地區，從歐洲的意大利等國，到號稱民主榜樣的美國，賄選無處不在。只不過因選舉制度不同，賄選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在這個問題上，并不存在某些人聲稱的“中國人民主素質較差，西方人民主素質較高”的定論。如何使民主選舉擺脫金錢控制和操縱，對各國都是一件頭疼的事情，迄今為止，鮮有成功的案例。
民主之所以成為“財”主，選舉之所以成為“錢”舉，關鍵就在于“權”和“錢”的緊密關系。“衡陽賄選案”以及我國一些地方的鄉村直選中，我們都能看到這種“權”“錢”聯姻的雙胞胎關系。一些私營企業家不惜花費幾十萬、幾百萬投入賄選，撈取一個村干部或人大代表的頭銜和資格，就因為這樣一個資格能夠換來一系列經濟上的好處。從更廣泛的角度看，這樣一種“權錢”關系并不僅僅存在于中國，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現象都普遍存在。賄選之所以難以根除，核心問題就是金錢至上的社會主流價值觀。這一價值觀的普遍化導致每個人存在于社會的根本目的就是發財，導致權力存在的基礎也是發財，由此，兩者便能輕易地結合，形成各種公開或隱蔽的權錢交易。民主選舉中的賄選不過是各種權錢交易的體現之一而已。
要避免或根除這一丑陋現象，除了選舉制度需要完善之外，還需要重塑社會價值觀。只有當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不再是金錢至上，權力的目的是為大眾服務，為社會服務，而不是為個人或私人資本撈取好處;只有當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成為一種羞恥，權力與資本保持距離成為天然的本能，賄選這種權錢交易的方式才可能大大減弱發生的動機。西方社會自有普選制以來的百年時間里，雖在制度上苦苦設計限制權錢結合的機巧，但始終沒能真正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當中國一切以西方為榜樣時，西方民主政治的這一遺傳病、流行病也必然傳到了中國。中國要治好這個病，就需要在政治上獨立自主，擺脫對西方政治的盲目跟風，探索真正的“權力為民”的方式。
“權力為民”，“權力為錢”，雖只有一字之差，卻表現出社會主流價值觀以及制度設計的根本差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政治的基石之一，這塊基石要實現定海神針般的穩定，必須從觀念上著手，再配合以制度手段，才有可能真正避免賄選這種權錢交易的方式。這也是我從來一貫的主張：中國沒有榜樣，中國要給世界提供一個榜樣。對于民主選舉制度也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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