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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多少使人產生一種所謂的既視(Déjà Vu)感。
全球資本主義嚴重的經濟危機、歐洲極右翼的抬頭，讓人回想起二次大戰前的歐洲;而在東亞，日本愈加清晰的擴張野心(“維新”)、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洋務運動”)積累下的對?？樟α康膹娀?“北洋艦隊”)、“隱者之國”(朝鮮)在“改革開放”(“開化”)與“體制維持”(“守舊”)之間的選擇，強烈地散發出甲午戰爭前夕的“老味道”。有既視感不代表著歷史必定會重演，但至少說明了某種結構性的歷史矛盾具有如何執拗而頑強的生命力。
不久前發生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事件，是既視的歷史嗎?
1953～55年，“美帝的間諜”李承燁、樸憲永“反黨反革命”宗派遭到了審判，針對他們的起訴書的主要內容：“安插心腹”、“妄圖政變”、“建立新政府和新黨”、“生活腐化”;從審判李承燁一派到最終處決只用了4天，從當眾逮捕張成澤到審判和處決恰好也是4天。
在一張1948年的泛黃老照片上，意氣風發的金日成委員長滿面笑容，在他左側的是戴著眼睛，大學教員式的副委員長樸憲永。照片上年青的金日成與今天的金正恩青年是那樣的相象，而樸憲永也和一度與金正恩并肩的張成澤有著幾分相似。
既視的歷史?......起源在哪里呢?
2
朝鮮共產主義運動是一部充滿了悲劇色彩的歷史。殖民地情況的特殊性，以及“第四次朝鮮共產黨事件”之后，統一的黨始終無法在日帝垮臺前獲得重建，革命家或潛入地下，或偽裝“轉向”(即假裝放棄共產主義信仰)，或散落在中國、蘇聯、日本各地;與中國革命的極大不同，無中心或以自我為中心(宗派)成為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特征之一。解放后，“三十八度線”的劃定又加深了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復雜性。長期以來作為包括共產主義運動在內的朝鮮政治運動絕對中心的漢城，處于美國嚴酷的軍政統治之下，朝鮮南部的共產主義運動受到了新的鎮壓;但此時由蘇聯軍隊控制的北方，革命運動迅速地獲得發展，并進而取得了對北方政治的領導權，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天平戲劇性地倒向了平壤。1948年強行的單獨選舉后，南方的形勢已極端惡化，“合法”斗爭的空間完全關閉，武裝起義、游擊戰成為主要的手段;重要干部紛紛“越北”，很多老資格的革命家被捕入獄，并在朝鮮戰爭全面爆發后的幾天內，幾乎無一例外的遭到屠殺。
對于視自己是“朝鮮民族的偉大領袖”的樸憲永來說，作為朝鮮共產主義運動“正統”的南勞系被一向居于配角地位的北方壓倒，是心有不甘的。再加之所謂“延安派”和大都擁有蘇聯國籍的“蘇聯派”的存在，1950年隨著全面戰爭的展開，黨內斗爭也漸趨白熱化。相比金日成而言，樸憲永更迫切地希望解放南部，除卻統一祖國的大愿之外，由此來奪回黨內的領導權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使得在金日成希望結束戰爭時，樸憲永仍一心想繼續進行戰爭，而戰爭的最終結局，實際上也決定了南勞系走向消滅之路。
朝鮮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無中心與自我中心的“痼疾”，以及解放后的歷史復雜性，黨內的猜忌、不信任、缺乏以長期共同斗爭經歷所養成的同志情，是1953～1961年朝鮮勞動黨的黨內斗爭及“金日成體制”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作為從日帝殖民時期到解放后的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標志性人物，樸憲永的命運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朝鮮共產主義運動悲劇性格的集中體現。
“金日成體制”是一劑“治愈”了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痼疾”的“猛藥”：之所以說“治愈”，是因為“主體思想”中領袖的絕對權威，“白頭山血脈”的神格化和惟一正統性，使得任何為覬覦最高權力而形成派別的政治欲望受到極大的抑制;之所以說“猛藥”，是因為當“金日成體制”作為四十年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完成式時，這個運動中最著名的革命家們卻幾乎已絕滅殆盡：這并不是指他們都消亡在了慘烈的黨內斗爭中，其中很多人死于“解放”與“退卻”的戰場、死于“大韓民國”政權處決的槍口下、死于美國軍政殘忍的鎮壓討伐下、死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作為付出了巨大犧牲的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終成果——“金日成體制”——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犧牲者們的理想，又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犧牲者們的理想，不能不令人深思再三。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自巴黎公社以來，所有的革命運動和革命政權，由于各種內外因的壓力和變化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偏離了最本原的理想;更進一步說，這種偏離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領袖，就在于能敏銳地意識到偏離的發生及其將產生的后果，及時而果斷地采取行動，甚至不惜粉身碎骨。
在這一點上，中國革命與朝鮮革命顯然又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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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究竟發生了什么事?
朝鮮方面詳細地給出了官方版本的解釋，而不屑于朝鮮官方解釋的就在恐怖小說、偵探小說、色情小說的創作游戲里盡情取樂。
也許這一事件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其真正的意義無非是再一次強調了“白頭山血脈”的絕對純正性——哪怕是“亞白頭山血脈”也不會得到絲毫的承認——這就像是需要定期履行的舊證換新手續，而在這個過程中總會出現一些試圖作弊的人，張成澤，黃長燁即是。
從鮑伯•阿瓦基安到阿蘭•巴迪烏，西方的毛澤東主義者很難把“主體思想”的朝鮮視為社會主義——巴迪烏用辭嚴厲，在他看來，朝鮮是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干的“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家——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因為“主體思想”與他們所尊敬的毛澤東主義大相徑庭。不過，他們對朝鮮共產主義運動及“主體思想”形成的歷史脈絡似乎未加留意。毛澤東主義與“主體思想”各自成立在有著巨大差異的風土之上，單純的比較有失偏頗——這也提醒著有些中國左派，他們懷著極度的善意，但卻把朝鮮看成了現實存在的“毛澤東時代”。
就我而言，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理由主要是三條：
1.對抗美帝。
2.獨立自主。
3.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下依然維護住了基本的社會主義福利制度。
能做到這三條，在當今世界就已經很了不起。至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體制，我只能說：從幾個人中選出前領導人之子的制度，并不比從幾千萬人中“選出”前領導人之女的制度更荒謬。
就像本文開頭時所說，既視的歷史不是什么神秘主義的產物，“既視”根源于結構性的歷史矛盾沒有得到最終的解決，所以必須加倍虛心地傾聽“往昔”歷史的聲音，而不是聯合國所謂人權發言人或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的狺狺狗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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