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三中全會后的長征

　　作者余永定是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前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英文原題：The Long March from the Third Plenum

　　中國聚焦

　　盡管中國領導層交接已在今年早些時候完成，但未來10年的政策議程才剛剛揭幕。延續著中國的政治傳統，新領導層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常在一中全會召開的三四個季度后舉行)，才公布其經濟政策順序。

　　三中全會，可能也只有三中全會，才能夠帶來根本的改變。事實上，鄧小平正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開啟了逾3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時期。中共十四屆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分別于1993年和2003年召開)也意義非凡。在這兩次會議上，中共領導人推出了建立和完善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計劃。

　　最近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公布的60項“決定”，覆蓋了六大領域：經濟、政治制度、環境、文化、社會和黨的能力建設。這與焦點全部集中在經濟改革的前幾次三中全會大不相同。

　　但是，以經濟改革目標來說，這次三中全會的《決定》，算不上十足的創新。事實上，《決定》所列出的大部分目標，如國有企業改革、民營企業發展、減少政府干預、保護產權和建立現代市場制度等，都可以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找到。

　　即使是重新定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決定，也不像許多觀察者所說的突破。畢竟，2003年的《決定》，便已確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根本性”角色。因此，最新的《決定》的最大意義，在于消除任何關于新領導層是否會遵循鄧小平在1978年開始實施的市場改革的疑慮。

　　根據傳統，此次三中全會的《決定》沒有討論關于增長和發展的問題，而人們希望政府盡快給出處理這方面問題的詳細方案。盡管如此，《決定》的一些具體經濟改革措施，代表了急需的進步。例如：

　　·規定國有企業把30%的利潤上繳國家，而不是像在過去20年中那樣，留存大部分甚至所有利潤。

　　·盡管政府不難理解的對于農地私有化仍十分謹慎，農民將獲得更多產權，比如轉移和抵押土地使用權。

　　·將實施房地產稅以抑制高企的房價和降低空置率——這一措施會引起爭議，但卻可能是必要的。

　　·將放松一胎化政策，允許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夫妻生育兩個孩子。(這一改變是否足以扭轉不利的人口趨勢，仍是個備受爭議的話題。)

　　·政府將“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以促進城鎮化。但重點似乎轉移到了鼓勵城鎮和農村地區的協調發展上。盡管農民工將被鼓勵在中小城市定居，但向大城市的轉移仍將被高度控制——甚至受到更加嚴格的管制。

　　司法改革是突破點

　　《決定》真正的突破性目標在其他領域。首先，《決定》包含了兩項可能帶來徹底改變的法律改革。第一項是《決定》強調，政府要“尊重和保護人權”，禁止執法當局“刑訊逼供，體罰虐待”，并廢除了飽受批評的“勞動教養”制度。

　　第二，為了加強司法獨立性，《決定》要求“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換句話說，法院應該能夠不受為它們提供資金的地方政府影響，可以做出獨立的決定。

　　在政治領域，《決定》包括了強化中國所謂的“協商民主”的措施。盡管加強非共產黨人士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非新的概念，但其在《決定》中的凸出地位，反映出中共愿意采取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當然，前提是它能繼續維持主宰地位。

　　在一黨制下，任人唯賢是良好治理的前提，而良好治理又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關鍵。不幸的是，任人唯賢受到了諂媚和犬儒政治文化的侵蝕。設計審查機制，來排除委任公務員與黨官員時選人不當的情況，已是中國執政精英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盡管《決定》的基本信息令人振奮，但改革目標清單，算不上是對損害中國發展的矛盾的戰略分析，更不是應對這些矛盾的行動計劃。事實上，對中國的新領導層來說，成功完成三中全會只是通往更穩定、繁榮未來的長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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