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再一次印證了我的判斷。去杠桿，必然會降低資本流動的速度。西方國家(主要是英美)，通過量化寬松緩解資本減速造成的通縮壓力，以避免惡性通縮導致的經濟衰退(類似于歐元區的一些國家)。去杠桿的工作不能完結，量寬就無法結束。否則，巨大的通縮壓力將引爆全球的經濟危機。
當然，也存在另一種解決思路，那就是抽調其他經濟體的流動性。就目前的現實情況看，誰能為美歐提供巨額流動性?唯有中國!但是，中國是一個嚴厲管治資本流動的國家，欲從中國導出龐大資本，就必須打開制度缺口。如何打開制度缺口?只有兩個辦法：第一，推動所謂“金融創新”或“金融體制改革”。例如，迅速打開“自由貿易區”這樣的缺口。第二，就是制造前蘇聯式的政治動亂，導致國家經濟管理的全面癱瘓。蘇東解體，為美歐提供了經濟繁榮的黃金十年。毋庸質疑，他們現在正是雙管齊下。我一直在提醒熱衷“改革”的朋友們，不要做歷史的罪人。出賣國家經濟主權的人，一定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有朋自北京來，問不“改革”當如何做?我說，兵無常形，水無常勢，應反其道而行之。第一，堅決封死資本外泄通道，緩解國內流動性希缺問題。第二，堅決開始艱難的去杠桿過程，化解國民經濟中隱含的巨大風險。第三，堅決開始稅賦結構的全面調整，將資本重新導入創造價值的領域，必須堅定不移地完成中國工業化的全部進程(絕不能半途而廢)。我的意見是明確的，絕不允許所謂的“金融創新”和所謂的“金融體制改革”，必須堅定不移地去杠桿并展開稅賦結構的調整。簡而言之：去杠桿，調結構。當然，在技術上，要解決好去杠桿過程的通縮問題。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環境中，我國仍然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空間來調節流動性。一旦大門洞開，我國去杠桿和調結構就均無可能了。我一直在問：誰說去杠桿和調結構就不是改革?難道，不按美國人的意見“改革”，就不叫改革了嗎?
迄今為止，凡聽到我陳述的人，無一人反對我的意見。但是，大家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無力感。是的，正如他們所說，上述陳述如果來自于哈佛的教授，或許就可以在中國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了。但是，……。我笑了，真理并不是為帝王而設，真理也并不是為平民而設，真理永遠是為歷史而設的。歷史將使一些人成為英雄，歷史也將使一些人成為小丑。據我所知，接受哈佛意見的袞袞諸公，大多數都淪為了歷史的小丑。換句話說，治國者決不能聽資本代言人瞎掰活。否則，……。當然，我們都很清楚，我國三十余年來已經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所主導的理論塑造和制度安排存在著巨大的歷史慣性。然而，歷史慣性又能如何?反潮流從來就是孤獨的，甚至會付出巨大的代價，那難道不正是英雄的使命嗎?
十年了，多少出版商找我，希望寫一兩本可以暢銷的書。我也很清楚，類似于《廣義財政論》或《廣義稅賦論》這樣的書，在中國出版恐怕要先自費才能發行的(也許仍會被禁)。不過，我仍然謹守對恩師的承諾，絕不以文字謀生。社會就是這樣，奉獻良知可能不名一文，出賣良知卻能財源滾滾。然而，個人出賣良知，社會就可能遭遇災難。在倫敦布盧姆茨伯里區凱因斯故居，我曾經深情地對女兒說，中國也會有凱因斯那樣的騎士，他們會為國家和人民無私地工作。女兒說，更希望中國會有威爾遜那樣大無畏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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