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幾日的霧霾，望著灰沉沉的天空，越發認識到“發展是硬道理”這一卓見;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今天最發展的地區一定是明日最悲慘的地區。在霧霾中看世界，雖然可能看不真切，但總比閉上眼睛幻想明亮的藍天白云要好一些。
1
中國設立了防空識別區(ADIZ)，美國人的轟炸機隨后就不客氣地飛了進來。很多人奚落嘲笑中國的應對，但設仍比不設好，也不應苛求過甚。對中國的防空識別區反應最激烈的就是日本。現在差不多可以斷言，日本將再次成為本地區的亂源。新成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所謂四大臣體制)，其執行機構“國家安全保障局”的局長，已確定由安倍的“大腦”，對中國施展“合縱”之策的谷內正太郎擔任(關于谷內及其師若泉敬的介紹，可參閱拙文《蕭瑟秋風吹東亞》)。該局還設置了所謂的“中國—北朝鮮”部門，完全回到了把中國、朝鮮作為“亞細亞之惡友”(福澤諭吉語)對待的時代。
安倍的另一招，《特別秘密保護法》的制定，遇到了相對較大的抗議，但預計這樣的抗議不會取得“廢案”的結果——最多會對法案做些微調，甚至只是由安倍向“國民”解釋一番法案的“真意”就敷衍過去——對該法案的反對規模在近年來的日本政治現狀下也算“壯觀”，但與1960年的安保斗爭及稍后的左翼學生運動時期相比，幾乎不可同日而語。能阻止或放縱安倍的不是“民主國家”的“國民”，而是安倍的靠山美國。美國人把安倍的外祖父作為甲級戰犯投入監獄，之后又放他出來做了日本首相，予取予奪;被右翼看成“救國宰相”的安倍晉三又豈能不明此理?
2
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發生了十幾年來最大的一次黨內斗爭——上一次要追溯到著名的黃承燁事件。對張成澤的失勢有著多種分析，但比較統一的觀點是金正恩體制進入到了完成時;而金正恩在黨內斗爭中所表現出的風格，相比父親金正日，更接近祖父金日成。
張成澤的主要罪行是從事“反黨反革命宗派活動”，屬于最為嚴厲的指控。自從1918年在俄國遠東地區出現最早的朝鮮共產主義運動以來，宗派斗爭與朝鮮共產主義運動幾乎形成了如影隨形的關系，直到“金日成體制”這劑“猛藥”將這一“痼疾”“治愈”為止;所以，即使是張成澤也不能觸犯“宗派活動”的天條。
張成澤被看作是與中國關系密切的人物，對他的清除被某些分析比作1956年“八月宗派事件”的現代翻版;而實際上，《勞動新聞》的社論也把此次的事件與“八月宗派事件”相提并論，雖然沒有出現“事大主義”的指控，但“廉價出售寶貴的國家資源的賣國行為”亦并非毫無指向。張成澤還被認為是朝鮮勞動黨內傾向“改革開放”和“中國模式”的代表人物，他的失勢據說會再次影響到朝鮮的“改革開放”前途。不過，張成澤在經濟方面的主要罪狀是違背了朝鮮的自力更生原則(“使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總書記關于發展主體鐵、主體化肥、主體維綸工業的遺訓無法落實。”)以及無視內閣中心制的越權行為。他失勢之后，以樸奉珠為總理的內閣將全面指導經濟工作，朝鮮的并舉路線與重視民生的方向未必會有大的改變。而且，當我看著霧霾中的我國風景時，不禁有些疑惑：朝鮮真的大舉“改革開放”起來，難道會更好?幾乎可以確定，伴隨著可能的經濟增長同時到來的一定是干部大規模腐敗、假冒偽劣充斥市場、愿樸的民風迅速墮落、嚴重的兩極分化、醫療教育等社會主義福利破壞殆盡、國際資本新的廉價勞動力天堂、童工出沒的血汗工廠......
如果必須要選擇，那比起一個只有人民幣或美元的“主體思想”，我寧愿選擇一個至少與人相關的“主體思想”。
3
烏戈•查韋斯去世后，中國的主流媒體大概已經把委內瑞拉忘到了九霄云外。這也很自然，除非是發生了實在了不得的天災人禍，中國的主流媒體一般是不會把包括拉丁美洲在內的第三世界置于視野之中的。
4月時一個不到2%的微小勝利，給了委內瑞拉反對派推翻玻利瓦爾革命的野心。在一連串的暴力襲擊后，接踵而至的是“經濟戰爭”：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操縱黑市、制造恐慌，再加上統一社會主義黨內部的貪污腐敗和官僚作風，反對派試圖在委內瑞拉制造“智利形勢”的戰略看來取得了成效，局面一度非常險惡。在這種危難時刻，作為查韋斯指定接班人的馬杜羅總統，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反腐敗和打擊“經濟戰爭”的法令，雙方的較量直指12月8日關系重大的委內瑞拉市政選舉(8-D)。選舉前，著名的左翼學者同時也是拉美問題專家的詹姆斯•彼得拉斯預測，這次選舉將是一個非常緊張的選舉，結果很可能會打成一個平手。現在看來，彼得拉斯似乎過于謹慎了。
最終，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及其盟友(委內瑞拉共產黨等左翼愛國力量)在12月8日的選舉中一共贏得了337個直轄市中的255個，是反對派聯盟的3倍以上。
由查韋斯開創的玻利瓦爾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前行。
4
納爾遜•曼德拉逝世了，“全世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不，不是的。起碼于我而言，年初查韋斯的離去令人悲痛得多。
與查韋斯、金正日逝世時有人敲鑼打鼓放鞭炮不同，對于曼德拉的逝世，出現了從左到右一致哀悼的場面。
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許多左派所討厭的孔夫子的話，不少還是有道理的。
之所以能出現左右一致哀悼曼德拉的情況，至少說明了兩點：
第一，這個曼德拉已經經過了“衛生消毒”，從而“無害”了——“無害”到奧巴馬先生可以與勞爾•卡斯特羅同志握手的程度;
第二，人們紀念的并不是同一個曼德拉。
有人紀念的是一個反對種族主義，從事武裝斗爭，坐穿牢底，獲得過“列寧和平獎”和“克里斯•哈尼和平獎”(以1993年被極右分子暗殺的南非共產黨領袖的名字命名)，作為革命家的曼德拉;有人紀念的是一個以德抱怨，慈悲為懷，非暴力、放棄了“激進的烏托邦思想”，遵守資本主義的“民主規則”，類似特蕾莎修女式的曼德拉。
當然，這“兩個”曼德拉都是真的。
很顯然，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封閉了曼德拉和非國大在1994年后選擇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性，南非左翼學者海因•馬雷在《南非：變革的局限性——過渡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指出：“1994年選舉后不久，一種信念就開始明確了，即——在1989年以后的世界里，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里——滿足國內以及極重要的國際資本，已變得不可避免。納爾遜•曼德拉不久就向投資者保證，在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經濟政策中不會留下‘任何關于像國有化那樣的東西’，并且已經清除了‘我們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聯系’。”于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已經被融入一張為白人特權者并(首先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而設計的機構關系、體制和實踐的網絡之中。”曼德拉在1995年毫不妥協地將工人罷工稱為“無政府主義和混亂”。
指出這些并不是要否定曼德拉。“曼德拉的歷史功績不僅在于幫助南非駛離災難的邊緣(筆者注：指1990—1994年“過渡時期”南非的大規模暴力形勢)，而且他留出了一塊喘息的空間，以平息脈搏，克制仇恨并再造親密關系。曼德拉所達到的巨大權威和神話式的境界使他得以‘浮游于政治之上’(以戴高樂的方式)，多數時間不受他的黨的實際政治以及跟隨者們所需要的建立權力基礎和玩弄交換的花招的障礙......隨著曼德拉的離位，南非就從一個獨特的插曲中出來，從政治家的時代進入了政客的時代，從依賴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到更傳統方式的政治活動，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陰謀、沖突、易變和矛盾。”與流行的敘述不同，曼德拉不戀棧權力的高尚行為，反而提前了權力蛻化的過程。
種族隔離時代，革命者曾將足球場當做秘密集會的地點，因為白人喜愛的是橄欖球。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在南非舉辦，而當年在足球場內懷抱著推翻種族隔離制度，建立一個更平等世界理想的革命者們是否意識到，白人的種族隔離制度不存在了，但今天的南非離平等卻更遙遠了。我們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的隔離制度比白人種族主義的隔離制度殘酷百倍。
霧霾稍退，云叢間現出一縷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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