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學者上海研討“中國夢”》，香港《星島日報》12月9日報道，美國《環球郵報》網站12月8日報道，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站12月9日報道，臺灣《中國時報》12月9日報道。空想社會主義是人們不自覺地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對資本主義進行反思的一個產物，盡管空想社會主義者明確反對資本主義，但是，他們所反對的只是由資本主義造成的那些具體的結果，由于他們“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和發展規律，不懂得階級斗爭，不認識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所以，他們根本不能使自己的思想從資產階級的牢籠中解放出來，因而，他們所推行的變革運動對資產階級專政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威脅，相反，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因而，空想社會主義運動之所以至今尚能夠在資本主義世界普遍的存在，只是因為它所具有的愚民作用符合資產階級專政的需要。
中國有一大批五毛就是專門從事散布空想社會主義這個工作的，極具欺騙性，以至于很多自干五也稀里糊涂地跟在他們后面——以為自己找到了一條能夠讓中國崛起的道路。然而，這條先驗的道路從一開始就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需要注意的是，某些熱衷于宣傳空想社會主義的五毛是法西斯分子、帝國主義分子，他們已經開始在不同的場合散布“侵略有理論”了。
《中國11月份CPI漲幅回落，放寬貨幣政策或有更大余地》，法新社北京12月9日電，美聯社北京12月9日電，英國《金融時報》網站12月9日報道。美聯社承認中國11月消費價格指數的上漲是由于鮮菜價格的上漲(22.3%)和食品價格整體上漲(5.9%)帶動的，然而，英國《金融時報》卻認為“較低的食品價格令中國的通脹放緩”，從這些自相矛盾的報道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殖民主義勢力及其走狗所要推行的價格改革的原則了。這種改革不是為人民服務的，而純粹是“為人民幣服務”，因而完全就是在為資產階級服務。
《新加坡發生40年來最嚴重騷亂》，英國《每日郵報》網站12月9日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12月9日報道。盡管新加坡拍足了美國的馬屁，但是，在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大危機面前，新加坡日益成為資本避風港的這個事實決定了美國勢必要剝奪新加坡得以如此的這一優勢。對此，我們之前已經有過預測。這次發生的暴力事件恐怕還只是個引子。
《準確通報張成澤事件，韓國國家情報院“一舉成名”》，路透社首爾12月9日電。當下中國的主流媒體就是這么下賤。一看到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間諜活動成功了，他們就興高采烈地為之宣傳，一看到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間諜活動失敗了，他們就極力為之掩飾和辯解。與此同時，他們從來不報道中國的反間諜行動，從來不對中國人民進行敵情意識的教育，其中的緣由恐怕是因為此舉會有損于漢奸賣國勢力的根本利益。
從《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關于張成澤事件公報》中可知，張成澤事件是一起朝鮮內部的權力斗爭。張成澤——作為前朝重臣和元首親近——大搞宗派主義，意圖架空當今一把手，且犯有“旨在投降敵對勢力的反朝扼殺攻勢，放棄階級斗爭，麻痹人民民主獨裁職能的反革命反人民罪行”及“擾亂國家財政管理系統、廉價出售寶貴的國家資源的賣國行為”，“張成澤沾染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營私舞弊、腐敗墮落……濫用權力專事舞弊行為，跟多名女性搞不正當的關系……由于思想腐敗、極度懈怠，使用毒品，在受黨的恩惠出國就醫期間揮霍外匯，甚至去賭場”。
二把手架空一把手乃至謀朝篡位之事在中國很常見，張成澤這個朝鮮的“二號人物”也像中國的某些改革派一樣想架空一把手(據說為此推出了一個“副職分管、正職監管、集體領導、民主決策”的改革)——獨攬大權，由此把一切權利攥在自己的手上，同時又把一切責任推到一把手的身上。毛主席在解放后就當過好一陣子的被架空了的一把手，并且因此至今還要替那些修正主義者背黑鍋。改革開放后，這種事情不僅更多了，而且還更嚴重了，如今，人民群眾只是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實際上，人民群眾的權利在轉型接軌中被不斷剝奪，在可預見的將來，“國家主人”的權利將被剝奪得一干二凈，據說這種改革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
《中國嚴管公務接待再加力》，法新社北京12月8日電，法國《費加羅報》網站12月8日報道，日本《外交學者》雜志網站12月9日報道，英國《金融時報》網站12月8日報道，法新社北京12月9日電。如果中國依然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支配下，那么這種“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改革自然是有很積極的意義的。
但問題恰恰在于，中國現在已經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支配了，這是轉型接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因此，在當下，任何“約束公權”的改革都只是資產階級邏輯的產物，換言之，雖然這種運動與毛澤東時代的“三反”運動在表面上很相似，但是，由于它們各自所依賴的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筑都不一樣了，所以它們各自所具有的性質和意義也是截然不同的，一個是為了減少資產階級運營這個國家的成本，另一個則是為了降低全體中國人民的負擔。
更加自相矛盾是，既然中國政府堅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那么也就是堅持以浪費為中心，在這個大前提下再提什么“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加強黨風廉政建設”，豈不是把人民群眾當成傻子來耍嗎?!
《北京學區房價格高得離譜》，路透社北京12月9日電。在房地產市場化之前，城鎮居民住的大多數是公房，且房租極低(而現在的公租房或廉租房的房租則是高的驚人)，因此，人們就可以通過換房來達到遷居的目的，那個時候，為了孩子讀書或大人上班方便而換房的事情是常有的(在那個時候，由于大多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所以大人們還可以通過調換單位來實現就近上班，由此就使得整個社會的運營成本始終能夠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當然，這也因此成為了那些以GDP為綱的修正主義勢力瘋狂攻擊的對象。順便說一下，近幾天，修正主義勢力也開始抨擊“以GDP為綱”了，這并不是它們覺悟了，而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危機已經讓它們的這個主張徹底破產了，因此，為了使自己“永遠正確”，所以就反過來開始批判“以GDP論英雄”了，實際上，它們只是為了在GDP難以上升的情況下繼續維持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才這么做的。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增長近一倍，按照修正主義勢力的計算，除了因自然災害和人為調控而使GDP有所下降外，其余的二十多年，GDP都一直維持在高位，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繁榮景象。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人口增長了才一半，GDP反而持續下降，修正主義者將之定性為“經濟規律”，但根據修正主義者之前對GDP的那種崇拜態度，這反而揭示出了它們所信奉的這種經濟規律是反人類的)。
古代有孟母三遷的故事，孟子的母親靠著給人家織布就能將她們家從墓地邊上遷移到重點學校旁邊，由此可見古代的房價是多么便宜。然而到了改革開放時代，學區房的價格已經高到孟母遷不動的地步了，而導致這個問題得以出現的根本原因還是中國政府二十多年來極力推行的房地產市場化政策。因而，只要中國政府不推翻既有的房地產開發商制度，只要還是以市場經濟為中心，那么就可以斷定，在經濟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的房地產價格仍然會一直上漲。這的確是社會不公平的體現，但這種社會不公平正是中國政府二十多年來一以貫之的經濟政策的必然產物。因此，只要這個反動的經濟政策不消失，那么這一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也就不可能消失，相反，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只會愈演愈烈，必然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政治領域。
現在，中國政府在堅持既有原則的前提下要實現所謂的公平，根據我們對城鎮化改革的分析可知，這一改革的原則是通過剝奪城鄉居民既有的社會福利來實現“共同貧窮”，由此在表面上實現所謂的社會公平。而實際上，這一“歷史性的改革”所將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把城鄉的貧困人口都趕到了城鄉結合部，因而，這一改革的實質就是要在中國重演拉美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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