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盧周來：“中國例外”還是“普適規律”》，閱讀全文請點擊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jingji/2013/12/310056.html
五
但從當下的情勢看，就在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十字路口，一般的“例外論者”以及“普適論者”的聲音似乎都沒有成主流，而至少在媒體與學界成為主流并已被認為在影響決策的，是我前面稱之為“少數派‘普適論’者”。
我絲毫不想涉及到“左右之爭”的敏感話題，更不想涉及特定人物。以下內容絕對是從學術角度討論問題。
最近一段時間，媒體指有兩篇由官方最高智庫領銜完成的研究報告，“為全面深化改革作理論準備”：一篇是《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2006)，另一篇是《對中國未來的三大政策思考》(2012)。
前一篇報告是反思“拉美化現象”。
一般主流學者包括國際機構都把當年拉美“失去的十年”歸因為包括“金融自由化、取消幾乎一切政府管制等在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泛濫”，否則無法解釋拉美后來的左翼化。但這篇報告的觀點與黃亞生的觀點幾乎一致：認為1980年代以來拉美國家經濟危機及停滯，恰是1960年代中期以來拉美國家追求以國家主導的趕超戰略超常增長留下的后遺癥：追求內向型經濟增長、重工業化以及國有大企業壟斷，最終造成了廣泛失業和貧富分化;而問題出現后，政府在應對上又以民粹的態度回應短期社會輿論，承諾不切現實的民眾福利要求。
后一篇報告是反思1930年代以及此次國際金融危機。
在包括奧巴馬、陸克文等在內的歐美國家政客，以及包括克魯格曼、斯蒂格利茲等主流經濟學家在內的學者，認為危機反映的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不足時，此報告再次把矛頭指出民粹主義。認為“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松了自己的奮斗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并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此報告的“推薦語”中說，“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市場經濟呈現固有的周期性波動，有時會發生嚴重的經濟或金融危機，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市場經濟制度的巨大優越性。遺憾的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左派勢力開始抬頭，錯誤地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破產了，結果中國近幾年市場化改革與開放裹足不前，錯失良機”。這種主動把“經濟問題討論政治化”的做法非常耐人尋味。
六
我不得不再次說到羅德里克。
羅德里克在其著作《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中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幾年前訪問一個拉美國家，該國財政部長準備了一份關于該國經濟最新進展的詳細PPT演示稿，列出了他們已經采取的所有改革措施：“貿易壁壘已經清除，價格控制已經取消，所有國有企業都已私有化;財政政策收緊，公共債務減少，通貨膨脹也不復存在;勞動力市場富有彈性，外匯和資本沒有了管制，經濟向各類外國投資開放。”財長自豪地對羅德里克說：“我們已經完成了所有第一代改革和第二代改革，現在正進行第三代改革。”羅德里克不由感慨道：“的確，這個國家及其財長是那些源自國際金融機構及北美學術界關于發展政策的教條的優等生。照此邏輯，如果這個世界上還有正義可言的話，那么這個國家就應當得到高增長和減貧的獎賞，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該國貧困和不平等不降反升!”
這也是我在當下最深的憂慮。
最后，再回到《超常增長》。書中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有別于西方經典模式的發展道路，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礎時，也為人類制度文明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我相信，這一愿望，應該是今天我們絕大多數人的“中國夢”。也正因為這部書描述了這一前景，并在這一共識下，提供了支撐我們討論的原初材料及平臺，我要再次向作者表達深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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