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由于我在上一期《三聯生活周刊》寫的專欄題目是《“三中全會”與核潛艇》。結果在雜志面世后的11月15日，也是公布“三中全會決定”的那天晚上，我分別在CCTV和鳳凰衛視連續做的兩期節目中，主持人都問到了中國核潛艇的問題。由頭當然是美國國會經濟與安全委員會即將公布的一份報告。在做前一個節目時，我說美國國會關心的未必是中國的哪一型核潛艇性能如何，而是這型中國核潛艇性能折射出來的設計和建造能力。而在做第二個節目時，由于我在路上看到的一個景象，使我不得不在節目中提到了剛剛發生不久的“網購狂歡”。
11月15日晚上22點多，我從蘇州街由西向東前往鳳凰衛視所在的鳳凰會館。晚上的氣溫已經有點兒低了，那條被命名為人大北路的小路上基本沒有什么行人了。快走到鳳凰會館的門口時，我看見路邊上靠墻的空地上堆滿了網購的商品，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在那里守著。我立刻就想到了11月11日那天支付寶銷售額達350億元人民幣、商品上億件的“網購狂歡”。因為時間還早，我上前問那個小伙子是不是等著路兩邊的大學里的學生來取商品(路南是人民大學、路北是首師大初等教育學院)?小伙子笑笑說：有退貨的也有取貨的。我問他收入怎么樣?他說生意好的時候一個月能掙1萬多元。
直播開始后，當主持人問到美國國會報告中提到中國新型核潛艇對美國的威脅時，我說，核潛艇等武器平臺僅僅是戰爭潛力的一個元素，而剛剛過去的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網購狂歡”，也是戰爭潛力的一部分。美國人一定會把這個作為一個評估中國戰爭潛力的要素。
說到這兒，可能有人會問為什么?其實，現代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說，打的就是后勤。根據目前北約標準代碼推算，涉及戰爭的物資已經達到了3000萬種以上。雖然每次戰爭不可能把3000萬種的作戰物資全部用上，但是幾十、上百萬種的物資是會涉及的，這就要求戰爭后勤有充足的倉儲、物流和分揀人員在短時間內，為作戰提供包括武器零部件在內的作戰物資。而11月11日的“網購狂歡”，以及隨后的商品分發、配送，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次信息化條件下的戰時后勤演練，甚至運輸工具、分發場地都是非標準化和臨時利用地形地貌選擇的，是很有“中國特色”的。
“雙十一”后，各快遞廠商迅速投入商品配送。
現在再回到上一篇我寫的《“三中全會”與中國核潛艇》一文。那篇文章的主旨是探討中國未來能不能走上一條“邊強邊富”之路。事實上，當中國1982年首次進行水下發射運載火箭(用改裝了的常規潛艇試射準備裝備在核潛艇上的模擬彈道導彈)，那時中國甚至還沒有一家超市。到了1983年，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從1979年前的30多個一下子增加到了120多個。為了更方便地為這些國家的外交人員提供服務，在北京三里屯的北使館區才有了第一家超市，供應的商品也從300～400種增加到了2000種。此后，隨著中國嘗試著從“先強后富”之路轉型走“先富后強”之路，雖然核潛艇的設計工作停頓了，但超市服務卻從只為外國人服務走進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超市的商品也從幾千種增加到了幾十萬種。至于到了30年后網購井噴式地出現，到底有多少種商品恐怕已經沒有人能說清楚了。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既有了核潛艇也有了豐富的商品供應，是不是就證明中國已經走上了一條“邊強邊富”之路呢?
要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還要回到11月15日晚上公布的“三中全會決議”和三個小時后我看到的那個為電商“最后一公里”配送商品的小伙子。如果說那個小伙子平時是傳遞“富”的一個環節，那么戰時他會不會像60多年前的“支前民工”那樣用小車和扁擔幫助解放軍打贏“三大戰役”呢?當年的“支前民工”大都是剛剛分到了土地和生產工具的普通農民，而現在政府能給像那個小伙子一樣的農民工什么呢?如果說他們通過“市場配置資源”在城里找到了一份為電商配送商品的工作，那么他們在農村加入的“新農合”能不能與城市的社保醫療體系接軌呢？他們一旦在城里找到了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他們在農村的宅基地，能不能通過健全的土地流轉體系轉為在城里的生活、居住的支撐呢？同時，國家是否能在戰時利用財政杠桿快速為網購物流升級呢？要想知道這些，恐怕還真要仔細研讀剛公布的“三中全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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