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全國范圍內導演了一出“冰火兩重天”。三中全會剛結束并發表公告時，左派一片歡騰，右派如入冰窖，認為自己在改革問題上被忽悠了;幾天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發布，左派才知道被虛晃一槍的原來是自己，右派歡聲載道。經過一番折騰，人們對新一屆執政者的治國思路也已有了大致確認。
從三中全會發布的《決定》及其后披露的形成過程看，習近平對市場機制的信任、對市場化改革態度的堅定，超出外界預期。在這樣重大問題上作出如此重要舉措，不可能僅僅是為了團結同僚、穩固權位而進行的妥協，必定是在相當大程度上代表了習近平本人從其內在觀念和人生經驗出發形成的理念與思路。現在，習近平新政的另一只靴子終于落地，他公開昭示了自己的選擇。他選擇了市場，相信市場能夠帶給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中國所急需的新的可持續增長的活力。他的這種抉擇，其優劣、對錯尚有待實踐驗證。但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每種物與物關系的背后，都是人與人的關系，選擇市場，就意味著選擇了代表市場力量的資本。這或許是柳傳志等“泰山會”的富豪們，集體對三中全會、對習近平頂禮致敬的原因。由此點出發，人們可蠡測未來十年中國社會各種力量的消長變化前景。
選擇市場和資本，既是迄今為止開放型工業社會發展經濟的必然邏輯，從社會治理而言，也可以說是一種具體約束條件下直面問題的求解，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當下中國，社會力量對比的格局與毛澤東時代相比雖已大為不同，但其中一種基本的結構沒有改變，那就是國家(政府)極強、社會(民間)極弱，力量對比高度失衡。這種由政府主導的力量對比失衡，好處是易于保持穩定、有序，壞處是抑制了弱勢一方的自主創造性及活力。如果中國現在是處在孤獨環境中，沒有面臨外部競爭的強大壓力，那么這種結構不失為一種“可欲”的選擇。但中國今天面臨強大的競爭壓力，且原來發展方向上蘊含的能量已經被榨取殆盡，急需各種社會力量自主迸發其他方向上的活力，如此，中國的發展才不會中斷，才不會在國際競爭中淪為弱勢、墜入深淵。因此，中國要想繼續往前走，必須破解力量對比高度失衡的困境。最直接的解決方案，當然是削弱政府一方力量，增強民間力量，使雙方力量能達致某種相對均衡。但失衡之所以長期存在，就是由于在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下，國家(政府)與社會(民間)之間存在巨大張力，只能以此強彼弱的失衡方式，才能維持一種有序穩定。如果在張力沒有大幅削弱前，將弱勢一方長期遭壓抑的能量釋放出來，很可能引發激烈的階層碰撞與社會沖突，中國將陷入失序和動蕩。
另一種較復雜但更可行的解決方案是：國家(政府)對社會(民間)分而治之，選擇其中一種力量進行扶植，促其壯大，以這種可控的方式改變力量對比，縮小失衡。被選擇的民間力量，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與政府之間的張力不是絕對的，是可以調和、改變的，雙方在矛盾之外還有很大合作空間，存在相互需要;二是此群體人數不宜太多，這樣才易于操作，便于贖買，最好是此社會力量本身就具有一種制造財富增量的能力，能促進經濟增長，如此，政府的贖買就非單純付出，而是可視為一項長期投資。顯然，滿足這兩項條件的，唯有資本和企業家階層。當政府仍能為資本的成長提供養料和方便時，資本與政府的矛盾是可以調和的;政府具有贖買資本的能力，因為這種贖買主要不是支付物資，而只需提供政策支持;而且資本與市場相連，具有促進經濟增長的稟賦，釋放資本和市場的力量，既能使贖買可持續進行，創造的財富增量，又能全面增強政府進行社會治理的能力。
正是由于被認為有著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雙重功效，資本成為被選項。如果三中全會的《決定》得到有效貫徹，在可預見的時間內，資本在中國的力量將獲得長足發展。《決定》不僅承諾資本，只要你“不惹事”，我就不來“動你”;而且明示了政府將給與資本的長期支持和依賴。這種支持和依賴，并非是權宜之計，因為政府同時承諾，將進行行政改革，即不惜自剪羽翼，斬斷一些管束經濟的手臂，將權力交給市場即資本。只要這些措施真正得到實施，資本在中國想不快速壯大都難。
在資本力量將在中國大幅膨脹的預期下，他們的政治態度就很重要了。資本的能量越大，其政治態度對時局的影響越大。習近平雖承諾保護和支持資本，但前提是資本在政治上“不惹麻煩”。而資本在政治上“惹麻煩”幾乎是一種人性的本能，它是由馬斯洛所揭示的人類需求層次決定的。經濟上取得成就后，必然尋求相應的政治影響和地位。但由于在中國現行體制下，當官和發財幾乎是沒可能相交的兩條平行線，所以資本家、企業家要追求足夠的政治影響，唯有鼓吹和支持反體制。更何況，在西方政治觀念泛濫的背景下，大多數企業家的思想早就“與國際接軌”，這無疑增加了政府贖買的難度。不過，資本的根基和主要關注點畢竟是物質財富，而財富的領域又充滿競爭，在現實約束下，大多數企業家還是會選擇與政府合作以求共贏的。
當下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就政治態度而言可分為三類：一是以梁穩根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他們是政府最可依靠，不但在經濟上、在政治上也可展開合作的一類;二是以柳傳志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他們是政府在政治上雖難合作、卻可以放心的一類;三是以王石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他們是對于政府而言最危險的一類，這些人的政治信念和欲望，已經推動他們堅定地站在了反體制的立場上，只是其行為還受到現實條件的約束而已。第三類中的一些人，在西方觀念主導的當下中國輿論背景下，已經贏得相當的社會聲望，一旦條件具備，他們就可以成為振臂一呼者。所謂條件具備與否，取決于他們的個人判斷。
由于一直以來國家(政府)極強、社會(民間)極弱的力量對比格局，從當下執政黨對全社會的掌控程度、習近平對全黨的掌控情況看，即使資本在未來十年獲得蓬勃發展、政治影響力也隨之增長，最多也不過達到俄羅斯普京時代的境況。在這種境況下，通過大勢威壓以及個案威懾，習近平還是有能力遏制資本的政治沖動的。在執政風格上，習近平不但比江澤民、胡錦濤更強勢，甚至比鄧小平更強硬。對于政策和體制的阻礙力量，鄧小平多采用贖買的方法。而習近平在贖買的同時，時刻不忘威懾。這一點，正是人們對他普遍抱有期待的重要原因——經歷了前面的時代，經過與俄羅斯的對比，人們已明白今天的中國需要什么樣的領導人。
以資本在未來十年可預見的增長為觀察支點，預計中國的各種社會力量大約將發生如下演變：在康曉光揭示的“精英聯盟”內部，政治精英的變化不大。雖然政府對社會的微觀控制將有所減弱，官員個人以權謀利的能力也可能有所下降，但政治精英作為習近平推行權威主義政治的主要依靠力量，其居于社會層次最頂端、擁有最強大力量的地位不會動搖。經濟精英如前所述，其實力和地位都將大幅攀升。而心情不能不壓抑和失落的，是知識精英，由于習近平采取了比鄧小平更強硬的意識形態和輿論政策，由“不爭論”變為“管起來”，所以知識精英的作用和地位下降;政府對待知識精英的態度，也將由贖買為主變成贖買與威壓并重，甚至可能以威壓為主。這是習近平從蘇聯解體中得出的經驗和教訓。
與精英相對的大眾一方，其地位和處境也難有大的變化。雖然習近平重視民生、強調共富，但在倚重資本的背景下，大眾的相對地位很難有實質提高。最低收入群體的處境可能有所改善，這是社會治理的迫切要求;一般民眾的基本社會保障也將更加完善，但在收入分配比例上，難有大的提高。因為在一定時期內，社會的財富收入總量是有限的，資本的收入增加了，其他人只能相對減少，習近平也做不出無米之炊。即使執政黨在反腐、遏制特殊利益集團權錢交易方面獲得重大突破，主要收益也將落入資本囊中。大眾階層主要只能寄望，通過財富的增量來實現與經濟發展同步的收入增長。
這樣，問題又回到了原點：市場和資本能不能支撐起未來的可持續性增長?迄今為止，開放型工業社會的經驗是：雖然經濟表現較好的國家大多是推崇市場和資本的，但并不是所有重視市場和資本的國家表現都好。對于這一疑題，習近平的回答是：市場經濟+強勢政府——這種組合技蘊涵的內在邏輯是：對市場的倚重，不能達到危及政府權威的程度;政府的強勢，也不能達到損及市場基本配置的程度，二者應各有其度。確實，這似乎才是最契合于世界各國實踐經驗的答案。但對于轉型國家或后發展國家而言，還應該加上一條：當政府權威和市場配置發生不可回避的沖突時，前者優先——因為從此階段社會力量對比的變化趨勢看，市場的功能被破壞了，還可以重新修復;一旦政府的強勢遭打破，很可能一去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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