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喜憂參半，喜的是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是本次會議最大的亮點。
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能整合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資源，有利于維護日趨惡化的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糧食安全、文化安全和基因安全，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無異于當頭一棒，他們因此惱羞成怒、群起攻之，這就是近期網軍瘋狂抹黑“國安會”的原因，不過，他們攻擊的越厲害，越能證明此舉正當其時、意義重大。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并由習近平任組長（按：截至作者發稿時仍未有確定消息），突破既得利益集團羈絆、全面深化改革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黨的總書記重新掌控了改革的主導權和決策權。多年來，改革一直被以國務院為首的行政部門和以厲以寧、吳敬璉為首的“西派”學者掌控，甚至連有中情局背景的北京天澤經濟研究所的許多成員，都成了國務院領導的“座上賓”，致使改革出現一系列問題，群眾對此議論紛紛。
而成立領導小組并由習近平任組長，有利于加強黨對國務院的領導，有利于黨中央著眼全局、通盤考慮，系統穩妥的推進改革大業，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體人民。當然，由于改革已持續多年，即便習近平任組長，也很難在短期內撥亂反正，而且由于厲以寧等人仍舊牢牢掌控著改革的話語權，因此，某些人才會對“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網開一面，對其攻擊不像對“國安會”那樣惡毒和猛烈。但不管怎樣，習近平掌握改革主導權，總體上是一件好事。
十三屆三中全會決議是各方妥協的結果，妥協當然沒什么不好，因為這原本就是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不過，有妥協就必然有遺憾。
一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說法急需進一步斟酌，這是因為改革開放我們搞了35年，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有20多年，雖然當下許多問題是由市場經濟不充分引起的，但有更多的問題源于政府調控不到位。如2011年前后出現的“蘋果、生姜、大蒜、綠豆、豬肉”等生活必需品價格大幅波動的問題，近10年來房價超高、物價上漲、經濟結構低下以及國家過度開放等問題，靠所謂市場化改革是解決不了的，只能依靠加強和改善政府調控。
而此次三中全會提到的“簡政放權”，名義上是為增強經濟活力，實質上是把中國經濟的主導權從政府手里讓給披著“企業家”馬甲的資本家，尤其是國際壟斷資本。當然，會有人辯解說，不“簡政放權”，政府就會腐敗;還有人說政府統的過死，很可能影響經濟活力。這些話初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我們必須明白，腐敗是一回事，調控是另一回事，絕不能因為腐敗就剝奪政府的調控權。
“簡政放權”的最終結果必然是經濟“自由化”，但這條路根本走不通，西方經濟這些年出現的問題已說明了這一點。至于某些人鼓吹的美歐的“小政府、大社會”，是因為美歐壟斷資產階級已掌握了大部分國家資源，能夠控制整個社會，害怕政府權力過大損害其利益，這才出現了“小政府”的格局。而與美歐壟斷資產階級相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既弱小，又存在先天不足，即無法掌控整個社會，又很容易受控于西方壟斷資本。因此，讓所謂的“民營企業家”掌控市場，最終結果必然是被國外壟斷資本控制，而民族資本家只能充當人家的馬仔和代理人。可見，無視國情向美歐看齊，無異于現代版的“東施效顰”，結果也必將是災難性的。
另外，“民營資本”這個概念也有問題，因為“民營”資本(也稱民間資本)可能是民族資本，也可能是外國資本，在“中國28個重要產業有21個被外資控制，每年約六成GDP被跨國資本抽走”的情況下，只提“民營資本”而不提“民族資本”，顯然別有用心。
二是政法委不再介入個案，即所謂的“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是陳有西、李莊等“法律黨”炒作已久的話題，今天終于實現了。關鍵是，“司法獨立”真能預防腐敗嗎?不可能!因為“司法獨立”，必然使司法系統因缺乏政法委制約，而成為“法律黨”操縱法律、胡作非為的獨立王國，甚至淪為“反黨”工具。李長奎案、藥家鑫案、李天一案，不都是“司法獨立”的結果，可又有幾件讓群眾滿意呢?尤其是陳有西、李莊之流，為攫取經濟利益，不是為黑老大辯護，就是替權貴富豪說清，讓這樣的人獨攬司法大權，誰能放心呀?黨對司法的領導也必將隨之落空!
三是政協主席“退常”。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主流媒體為之叫好，我卻很擔心，因為政協里除共產黨和8大民主黨派外，就是所謂的“社會名流”，而這些人多是企業家和暴發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他們在獲得經濟優勢后，必然謀求政治權力，以便保護私有財產，鞏固并擴大經濟優勢，因此，他們在政治上也很活躍。
如我在關注茅于軾動向時，發現許多講課都是工商聯或財經界人士邀請的。茅賊是大漢奸、偽經濟學家，大家對此心知肚明，可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邀請他?因為他是極右勢力和漢奸勢力的代表，有一定的話語權，能為這些人說話。而這些人要謀取政治權力，除依靠茅于軾和天澤所外，還能依靠工商聯和政協，政協的作用無疑大一些。
政協主席“退常”，很可能弱化政協功能，甚至使其在地方權力構架中被邊緣化，一旦政協無權，那些想通過政協謀權的“企業家”，要么退出政協，投入茅于軾的懷抱，這必將壯大極右勢力和漢奸勢力;要么公開要求政協擁有更大的權力，而這又會改變國家的權力結構，甚至為共產黨培養一個以政協為平臺的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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