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十八大三中全會，是中共近二十年來最有作為、最具含金量的一次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廣、突破之顯著，超出了外界最樂觀的估計和期待。但是，正因為這樣，會議和決定客觀上也對執政黨和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執政黨和政府能否達到這種要求，是決定《決定》的實踐效果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關鍵，也是評價此次會議最終歷史意義的關鍵，更是左右中國未來進程是“向上”還是“向下”的關鍵。
以《決定》中有關國企改革的條款為例?？梢哉f，《決定》中關于國企改革的條款，是此輪經濟改革中最有分量的內容，因為它涉及到根本經濟制度的改變。在《決定》頒布前，從《公告》內容看，滿目都是“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之類，似乎此輪改革并沒有觸及國企，不少力舉打破“國企壟斷”的人為之灰心、失望。《決定》出來后，人們才知道前面的話其實只是虛晃一槍，目的是掩飾后面足以造成地動山搖的根本性變革。
《決定》明確的“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等內容，如果真正得到實施，中國的經濟格局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是各種所有制的力量對比會發生根本變化，行業形態、發展方式和戰略都將為之改變。往好處看，“國企壟斷”將被徹底打破，民企活力將得到充分釋放，在一種更完全的競爭體制下，經濟的活力和效率都有望提高，消費者的意愿將得到更多地尊重與滿足。但如果往壞處看，結果將更加觸目驚心。山東魯能、平安股份等侵吞國產的驚天大案表明，有著特殊背景和權力支撐的所謂“特殊利益集團”，早就將血盆大口對準了國企這一塊當今中國最大的肥肉，沒有三中全會《決定》，他們都敢于蠶食鯨吞，罪行被公開揭露后至今安然無恙，現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的有關條款，豈不是為他們“化公為私”的行徑鋪平了道路?這么多年來，特殊利益集團不僅是找到了一種辦法，可以說是形成了一種機制，就是利用自己可以影響決策和執行的優勢，將所有制度、政策都扭曲成為對自己有利，哪怕是那些初衷是遏制特殊利益集團的政策。如果這樣一種政治生態和政策環境得不到根本改變，毫無疑義，俄羅斯葉利欽時代的昨天，將會成為中國不久的明天。無數國人奉獻了努力與犧牲、辛辛苦苦幾十年攢下的這點國有資產，很快就會大部分落入極少數人的私囊。所謂“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人們將發現，那些效益好、潛力大、被稱為“暴利行業”的國企，參股、混股的都是背后有權力支撐的特殊企業，都是“自己人”，而且其中必然有很多此前名不見經傳者;即使政府為參股企業設定規模和知名度的門檻也沒有人，因為這些神通廣大的人可以先參股知名民企，然后再通過此跳板參股國企——沒有多少民企會拒絕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也一樣，好的項目當然是讓“自己人”參股，只有那些獲利空間不大、前景不明朗的項目，才會拿出來點綴。“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更是如此，在勞動者話語權極其低下的當下，有能力操縱變革過程的資本者和管理者，必然有辦法將大部分好處收歸己有。如果這些條款早就出臺，當年山東魯能或平安股份的操盤者，也就用不著那么小心翼翼、拐彎抹角;山東魯能已經吞進去的股份，更加不可能吐出來了;平安股份原國有股份的低價出讓者，也不用再手忙腳亂地找種種理由自我辯護了。
只要稍稍做些梳理，不難發現，三中全會羅列的其他多項改革措施情況也與此類似。越是重大、重要的改革，越具有雙刃劍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次三中全會及其《決定》，既可能為未來中國發展插上一雙有力的翅膀，而可能將中國導入苦難深淵。三中全會《決定》的好與壞，三中全會本身的優與劣，最終都將取決于執政黨有沒有能力管束權力、將《決定》的實施納入良性軌道。反過來觀察此前習近平所大力推動的黨內整風和反腐，就會發現他確實是用心良苦，一早就在未雨綢繆。
對十八大至今的反腐與整風，筆者抱有相對大的樂觀期待。從反腐看，毫無疑問，這一輪反腐的力度最大，同等時間內取得的反腐成果最多。更重要的是，反腐手段最有力。不但公開肯定和支持了網絡反腐形式，而且體制內的反腐手段也有很大改善。尤其是此次全會《決定》，公布了對反腐機構的系列調整，必將使之發揮更大效力。最關鍵的是，近一年來，人們對習近平的工作方式也已有了一些了解。他的作風是：先堂堂正正布陣，然后穩步推進，逐漸收網。對于反腐，習近平現在顯然還處于布陣和初步推進的階段。由于反腐事關黨國存亡，人們有理由期待，他在收網時會有大動作，取得大成效。
更重要的是整風，這是對官員日常行為的矯正。外界輿論對習近平整風普遍評價不高，認為是人治回頭，走毛澤東的老路。這明顯是觀念決定論，也是被西方庸俗政治觀念包括所謂普世價值洗腦所致。整風當然是人治，但人治為什么就不行，就是過錯呢?當下中國明明缺少法治，在法治沒有建立起來之前，不搞人治搞什么?如果人治也不搞，豈不是只有“無治”、無政府主義了?這可能遂了某些人的心愿。不管他是什么治，重要的是看效果。從效果看，習近平整風成效顯著，可以說是出人意料。尤其在國人極其關注的公款吃喝、公車私用方面，效果立竿見影。
有媒體報道說，現在雖然公款吃喝少了，甚至許多高檔酒店都受影響蕭條了，但官員吃喝并沒有消失，而是轉移到了私人會所等隱蔽場合，公款消費變成了私企老板請客——這說的既是事實，又不是事實，甚至可以說是混淆事實、混淆視聽。私人會所消費、私企老板請客，是一直就存在的現象，怎么能說是轉移呢?真正的問題是，整風以來，吃喝究竟是多了，還是少了?毫無疑問是少了，而且是極大數量地減少了。對于這一點，不需要任何統計數據支持，筆者就可以斷言，因為這是從普遍人性出發所必然得出的結論。吃喝對于許多官員來說，可能是一種愛好和享受，還有一些人是為了應酬。但不管怎樣，不大吃大喝不會死人。既然“上面”抓得這么緊，又有多少人會愿意冒著前途的風險來堅持吃喝呢?公款吃喝是極少見了，私款吃喝也必然減少。那些不以吃喝為樂、只是被迫應酬的人，至少找到了禮貌拒絕的很好理由，不會再哪怕是喝死也要堅持陪喝了;有興趣吃喝的人，也必然減少頻率;對于被應酬的對象(往往是上級領導或重要部門、重要位置官員)而言，你現在請他吃喝，等于是害他，因此也必然會導致官場交際應酬方式的改變。所謂好的政策、制度，并不是能夠一下子就杜絕某種錯誤或犯罪，而是能夠通過增加犯錯和犯罪的成本與風險，改變人們所面臨的利害格局，從而改變其行為。顯然，這一點習近平整風做到了，因此它是不折不扣的善治和良政。
判斷事物的好壞、進退，不能依據某種理想化的標準，否則你永遠也看不到事物的變化和進步，眼中只有“糟得很”。判斷標準應該來源于現狀與實際，凡屬導致現狀有所改善的，就是好方法、好政策。不要說什么“五十步笑百步”，五十步相對于百步，已經有一半的進步了，這難道還不值得肯定和贊揚?何況就公款吃喝、公車私用而言，據筆者了解的情況看，不僅僅是百步變成了五十步，而是變成了三十步、甚至二十步。這真是超出人們預期的進步。
正因為如此，筆者對習近平、對三中全會《決定》，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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