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上海自貿區可持續發展，也為了避免全國區域競爭陷入惡性循環
“自貿區熱”該降溫了
自貿區熱降溫，首先應給各地競相申報自貿區的熱潮降溫;其次應給對上海自貿區特惠、政策突破的期待和要求降溫。一個大國的安身立命之本只能是實體經濟，而非資產游戲
一些地區只適合“對接”
而非“申報”自貿區
自貿區熱降溫，首先應當體現在各地競相申報自貿區的熱潮降溫。
即使不考慮其他地方不具備上海這樣得天獨厚的經濟基礎、人才和地緣優勢，即使不考慮自貿區試驗潛在風險甚大、不宜在尚未取得經驗時就急急忙忙遍地開花，我們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一個冷峻的現實——片面追求擴大對外開放將損害對內開放和建設統一國內市場的努力與效果，乃至在社會上造成裂痕。
30多年來，從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到保稅區、出口加工區，我們建立了一系列的、多樣化的特殊功能區，且多數是為了發展外向型經濟而設立的。這些特殊功能區曾經為我國經濟、特別是對外經貿快速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太多地使用了特殊的財稅、土地優惠措施，乃至環境傾銷和社會傾銷，從而扭曲了越來越多企業的行為，有些還需要額外的特殊監管體系，這對于建設統一的國內市場是不利的，對此必須加以節制和引導。而各地、各部門申報這些特殊功能區的過程，客觀上也會給主事者創造尋租機會，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風險。
那些條件、稟賦差距太遠的地區，與其徒勞地游說中央索取種種不現實的甚至是違反經濟規律的特惠而企圖建設自己的自貿區，不如多考慮如何與上海自貿區和在此之后最有潛力的自貿區候選者對接，借力發展自己。
必須克服急功近利的
“制度套利”動機
降溫同樣應當體現在降低對上海自貿區特惠、政策突破的期待和要求上，特別是要降低對上海自貿區金融業突破現行政策迅速大幅度開放、自由化的期待和要求，防范資產市場泡沫膨脹失控。
與正式宣布之前輿論熱炒的溫度相比，國務院印發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和上海市政府頒布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 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中金融業開放的力度明顯存在落差，令許多論者感到失落，非議之聲頓起，這一點成為某些論者看空改革和上海自貿區前途的理由。
其實，從全局考慮，從更大背景上考察，這是正確的穩妥之舉。須知上海自貿區成敗關鍵之一便是克服急功近利的“制度套利”動機，在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選擇方面扎扎實實打好實體經濟部門的基礎。
須知，最喜歡爆炒“改革紅利”之類概念、口口聲聲把這些掛在嘴上的多數是房地產、金融等資產市場玩家們，因為他們能夠從“制度套利”中輕而易舉大發橫財，所以他們特別熱衷于制度的“改革”;實體經濟部門的實干者們最需要的則是穩定、可預期的環境，而不是高頻率的折騰，而一個大國的安身立命之本只能是實體經濟，而非資產游戲。
中央宣布上海自貿區構想之后，國內輿論大量集中在對其服務貿易、金融業發展的想象，其實其中許多主張已經完全背離了基本的經濟常識而極為荒誕。
比如說上海自貿區內將單獨開放資本項目，上海自貿區內將單獨實現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自由浮動，等等，除非上海自貿區內單獨流通另外一種貨幣而不是人民幣，否則這些主張在技術上就完全是行不通的。一個區區20多平方公里的地區從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世界增長最快經濟體的母體上割離出來單獨實現另外一種貨幣，這不是經濟自殺是什么?我們要的是上海自貿區為全國做試驗田闖出一條路，而不是創造空間讓少數人去尋租賺快錢。
歸根結底，貨物貿易才是這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立足發展的基礎。上海自貿易區立足發展的基礎、最大的優勢、成敗的關鍵，在于貨物貿易的轉口貿易發展。
這個總面積28.78平方公里的試驗區包括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這4塊區域本身就是為貨物貿易發展而設立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如果上海自貿區一開始就是立足于服務貿易和金融業，完全不必設在這4塊遠離市中心的區域，而是應該直接設在市中心地帶。立足于貨物貿易發展又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相對于世界上其他大多數自由港、自貿區和離岸金融中心的優勢所在。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而言，單純的沒有實業基礎的離岸金融中心模式并無太大正面意義，它能夠給一小撮人創造超高收入，卻不能給大眾帶來足夠多的體面收入、就業機會;能夠帶動實體經濟部門發展、提高實體經濟部門效益的自由港、自由貿易區更有用，何況上海立足于貨物貿易發展的優勢極為突出。
縱覽上海自貿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基本吻合中國入世議定書服務貿易準入承諾;由于金融業的特點，也由于按照中國入世議定書承諾，至今中國已經取消對承諾開放的外資金融機構營業地域限制，一地開放便意味著全國開放。我們不能貿然讓全國經濟蒙受考慮不周的沖擊壓力，也不能沒有向貿易伙伴索取交換條件就單方面把這項好處交出去。即使日后開放，恐怕也是據此向貿易伙伴為本國資本索取更好準入條件作為交換，這種方式更有利于全國和上海自貿區的利益。
上海自貿區不是單純的
“與國際慣例接軌”
在更高層次上觀察，某些論者要求盡快全面無條件開放金融業的主張，恐怕并不符合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提升自己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地位的特點。
這些論者認為，自由化、與國際慣例接軌是金融中心發展的不二之途;據此，他們認為，上海永遠超不過香港。
然而，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有兩種：一種是不可能發揮全球經濟領導作用的國家的金融中心，對他們而言，只有“與國際慣例接軌”、盡量自由化才有利于其成長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對于有望發揮全球經濟領導作用的國家而言，其金融中心要成長為領導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單純的自由化和“與國際慣例接軌”并非出路，可能反而是鞏固了其競爭對手的地位。
當年紐約趕超倫敦的進程中，它是單純與當地的“國際慣例”接軌嗎?它當時的自由化程度比其他一些地方更高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但這一切都沒有妨礙紐約乘著美國崛起的大勢從美國金融中心躍居全球金融中心，美國規則成為國際規則。
對于中國而言，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時期正在過去，我們越來越需要趟出自己的路。我們要明確意識到，盡管外界人們普遍將上海自貿區稱作“再造一個香港”，而且上海需要繼續向香港學習的地方確實還不少，但我們現在與當年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時候不同，這個自貿區在探索中完全有可能提供成為國際模板的做法，這一點有可能成為其超越香港的地方。
在這里，我們要把微觀層次的簡政放權、放松管制與宏觀層次的產業結構自由放任區分開來。
微觀層次的管理制度創新既是上海自貿區成敗的樞紐，又是推而廣之示范全國的試驗。不管是在該區域內實行“負面清單”管理，還是暫停實施某些法律法規……所有這些具體措施都是指向簡政放權、減少和消除過度管制的方向，其目的在于避免和消除政府部門的惰性，激發經濟活力，降低經濟運行成本，避免陷入過度管制的誤區。而這樣一些改革能令所有產業部門受益，實體經濟部門受益更大，因為正是實體經濟部門在生產經營中牽扯到的政府管理環節較多，更需要放松過度管制，提高政府效率和公共服務水平，金融等虛擬經濟部門則不然。
印度等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正是因為政府效率低、執行能力差，無力為實體經濟部門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方才格外著意金融服務和資本項目自由化，結果固然贏得了一時的喝彩，卻使得他們陷入貨幣金融危機一次又一次重演的怪圈中難以自拔。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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