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囊們當前叫得最歡的一句口號就是“機會公平”。然而，經過一再“改革”之后，這世間真的有了“機會公平”了嗎?未必有啊!大V說了“假話”要被政府逮捕，記者說了“假話”要被政府逮捕，機會公平嘛。官方呢?街上傳言XX要漲價，官方立馬公開辟謠;話音未落地，立馬漲價;房價漲了，政府發誓重拳打擊，然而邊打邊暴漲，“假話”一籮筐;教育部叫了幾十年“減負”，可是越叫作業越多，減負變“增負”，“假話”一籮筐!當官的說假話自然不會被政府逮捕，自己能難為自己嗎?機會不公平嗎?NO!是官方讓利，把機會讓給平頭百姓嘛。
2012年06月12日中國教育報《建國以來教育部六發減負文件 難遏學生升學壓力》披露：
“早在1955年7月，教育部就發出建國以來第一個減負文件《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2004年教育部又發布《關于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這是50多年來，教育部第六個減負文件。”——教育部減負的假話說了幾十年了，如今繼續說，有被逮捕的公平機會嗎?可望不可及啊!
報道還指出：“洪明對于學校減負不力的說法，有切身體驗。上世紀90年代，他在一所學校當教師。當時學校沒有補課，沒想到家長有意見，質疑：‘旁邊那所比你們好的學校都在補課，你們為什么不補?’最后校長承受不住壓力，妥協了，安排教師補課。‘生存的壓力迫使我們有時不得不給學生增負。’馬東寶說，‘生源在某種程度上，關系著學校生存的命運，要有好生源，學校就需要有好的升學率。’‘在強大的升學壓力面前，學校自然處于一種博弈狀態。’洪明借用經濟學中的囚徒困境分析——假設有A、B兩所處于競爭狀態下的學校，在不考慮其他辦學措施情況下，如果他們都不增加學生的學業負擔，最終結果是該考上多少就是多少，學生和教師都很輕松。如果A校悄悄增負，B校沒有增負，那么A校會大大提高升學率，聲譽大增;而B校升學率會相對下降，聲譽大減。如果兩者都增負，那么在升學結果方面估計不會有多少改變，但學生和教師的負擔大大增加。可見，大家都不補課是最佳的，但對于校長來說，為了避免被別的學校超過，理性(也是最佳)的選擇只能是補課。家長的心態與處境與學校類似。學業負擔過重表面上是教師造成的，但實際上是學校升學考試制度、教育行政與學校評價制度以及家長非理性期待等多種因素綜合影響而產生的。在以升學率高低作為學校辦學質量評價標準與擇校依據的時代，許多學校、家長，甚至一些地方行政機構行為目的的定位錯位，導致教師、家長乃至學生行為產生了一種無奈的順從與追隨，這樣在其他選擇策略不變的前提下，最后只能選擇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策略——給學習加碼。這就是一種難以扼制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誰在作假?教育體制。國務院的應試教育路線，教育部的分數主義和溫氏教師績效工資制一整個教育體制在制造虛假。
如今重負之下的學生生存環境有多慘烈?該報道說：“‘我前段時間去一所高中，晚上十點半，教室里燈火通明，第二天早上六點半，教室已是瑯瑯書聲。除去孩子們洗漱、吃早飯等時間，可能睡眠時間也就6個多小時。’提起中小學生學業負擔，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首都基礎教育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梁威講述了自己親眼見到的一幕。還有一些學校的激勵標語，也讓大家感到觸目驚心：生前何必久睡，死后必會長眠。”
還有，成都商報報道說：“初三學生小李(化名)做作業做到凌晨，家長一怒之下，撕掉女兒試卷，含淚給老師寫信呼吁‘請不要透支孩子的生命！’”四川新聞網《“撕卷門”續:孩子埋怨父母告密 同學認為老師很冤》繼續報道說：“作為‘撕卷門’的主角之一，小李一直埋怨父母，不應該把此事告訴媒體。父親李先生稱，小李非常懂事，做作業也很自覺。平時不用父母督促，她自己也知道每天必須完成作業。當晚，也是孩子自己堅持要把作業全部做完。小李的母親在給學校寫信后，學校已進行了改進。這幾天不僅作業很少，還規定如果12點前作業還沒完成，家長簽字后，娃娃可以不用繼續“熬夜”。‘學生作業多并非個別現象，我只是捅破這層窗戶紙，但我不希望因此和學校結下梁子。因為老師布置作業并認真檢查，這也是希望對學生好，我們進行溝通后，應該說已經得到了比較好的解決!”李先生稱。他昨日在接受CDTV-2的電話采訪時黯然表示：老師哭了。……學校相關負責人稱，媒體報道此事后，兩名當事老師的壓力非常大，但他們依然堅持正常教學工作。昨日，學校領導在向上級主管部門匯報此事時，甚至流了眼淚。”
時空論壇的帖子描述一位媽媽的傷悲：“晚上兒子跟我談心到半夜3點，后來他流著淚對我說：‘媽媽，你讓我轉班吧?人家別班的作業都沒那么多，再這樣下去，我遲早會被逼死的!’”
這不是假話，真的會逼死孩子的。中國廣播網《九江3名小學生因作業多跳樓 評:減負不應只喊口號》報道：“九江市廬山區人民醫院的急診室19日接收了三名因為相約跳樓而受傷的傷患，令人意外的是，三名傷患都是年僅10歲左右的小女孩，當被問到跳樓原因時，其中一位女孩說：‘周末的作業太多，我們實在沒辦法完成，而不完成作業到了學校就會挨打，跳樓死了就再也不用寫作業了’。”
還有，人民網《南京兩中學生不堪作業壓力自殺 1人跳樓1人上吊》報道說：南京溧水一名13歲男孩疑因作業未完成，上吊自殺。而今天中午11點多，燕子磯吉祥山莊一名初三男生也跳樓身亡，原因也是作業沒完成，家長讓他今天別上學補作業。
誰之過啊?當然不全是老師和學校(有小過——不精通教育學、教育心理學和教學法，在高壓之下唯有拼作業透支學生的生命;這和企業績效考核，員工被迫作假，政府機關政績考核，官員被迫搞假大空的政績工程一個理)。主要責任在應試教育和溫氏教師績效工資制。后者直接逼良為娼，把老師逼上梁山，把學生往死里逼。由此，不立刻廢除溫氏教師績效工資制學生就永無解放之日。長遠來說，則是不徹底改革應試教育，回歸到人格教育，中國的教育就永遠無法健康發展，也永遠無法改變中國勞動力職業素質不高，創造能力不足的致命缺陷，教育也就會永遠拖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后腿，制約中華民族的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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