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凌晨，北京市石景山區喜隆多商場發生火災，北京市公安局調集15個消防中隊，63輛消防車，共300多名消防官兵趕赴現場滅火，8個小時后大火被撲滅。在這場與火災的搏斗中，石景山區消防支隊參謀長，35歲的劉洪坤少校，石景山區消防支隊八大處中隊副隊長，28歲的劉洪魁中尉不幸犧牲。12日，公安部授予二人“烈士”稱號，并頒發獻身國防金質紀念章。
據了解，當天凌晨，并沒有在值班的劉洪坤主動趕到火災現場協助指揮。他得知商場四樓的餐飲區有大量煤氣罐，而四樓的西側、北側都是居民樓，便帶領包括劉洪魁在內的8名戰士攜帶裝備前往四樓偵查火情。早上6點10分，電臺里傳來劉洪坤的聲音：“煙太大了……迷路……派人聯系……”這是人們劉洪坤最后的聲音。幾分鐘后，商場西側爆出一股濃煙。中午11點左右，火被完全撲滅。一墻之隔的很多居民甚至不知道發生了火災，沒有群眾傷亡。然而，人們找不到劉洪坤和劉洪魁。直到下午三點，消防戰士在四樓發現了他們二人的遺體。據推測，商場四樓當時發生了局部坍塌，劉洪坤和劉洪魁因煙大而沒能脫身，他們的遺體距離四樓的出口只有幾米。
當劉洪坤、劉洪魁的遺體被抬出來時，剛經歷了與火災搏斗的消防官兵跪了一地，哀痛的哭聲撕心裂肺，令人聞之動容。劉洪坤的同事說：我為有這樣的戰友而自豪。劉洪坤是山東滕州人，夫妻兩地分居，有一個女兒。得知丈夫犧牲后，妻子石麗來到北京，她說：我為他感到自豪。劉洪魁是山東曲阜人，今年1月剛領了結婚證，6月辦了婚禮。新婚不久的妻子門樾來到北京，重復著一句話：“他是我的驕傲”。13日，石景山消防支隊一樓大廳里擺設了兩位烈士的靈堂，數百位市民自發來到這里吊唁。一位大媽含著淚說：我來送送他們，記住他們的長相，把他們的事跡講給孩子們聽。一位山東老鄉說：他們是我們的親人。一位出租車司機說：他們是真正的英雄。當天下午，公安部副部長、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傅政華也來到靈堂前送別兩位烈士。石景山區各界群眾，包括喜隆多商場的個體店鋪業主自發為兩位烈士的家屬捐款。著名慈善家李春平說：“我當過9年兵，所以對戰士們感情特別深厚”。李春平趕到兩位烈士家屬在石景山的臨時住地，跪謝了烈士的母親，給每位烈士的家屬各捐贈30萬元。首鋼集團也給烈士家屬捐贈了60萬元慰問金。得知劉洪坤烈士5歲的女兒有先天心臟病，北京和山東的多家醫院表示要為她提供免費治療。共青團山東省委、山東省青年聯合會追贈劉洪坤、劉洪魁“山東青年五四獎章”。
左為劉洪坤，右為劉洪魁。
誰都不愿遇到死亡，但死亡總會發生。當面對死亡，總有一些人為了自己的職責，無所畏懼地獻出自己的生命，人們稱他們為“烈士”。“士”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一個概念，原意是指下等貴族，后來發展成對社會上某類人的專門稱呼。如知識分子，有學士、碩士、博士等;如軍人，有武士、壯士、勇士、戰士等。從源頭上說，儒士與武士、文士與戰士原先是不分的。關于“士”，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話出自《戰國策》。書中描述了一個名叫豫讓的人，為了報答知遇之恩，赴湯蹈火，義無反顧，剛烈決然地慷慨赴死。書中記載了豫讓說過的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這句話成為那個時代很多豪杰的人身準則，如聶政，如荊軻。
在那個年代，“士為知己者死”是有局限性的，它常常只是指個人之間的關系。但是，這種個人之間的關系有一種令人感動的紐帶——沒有瑕疵的高度信任。一方對“士”無比信任、尊敬有加;另一方則重然諾，一言九鼎，乃至不惜生命，以死相報。這種關系既像一個契約：高度信任，絕不違背;但又不完全是一個付出和回報對等的契約：滴水之恩、涌泉相報，以至于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因此，這樣一種因信任而連接的紐帶被后人繼承并上升到新的高度。如今，“士為知己者死”其中的“知己”不再是指某個具體的人，而是指一種理想，一種大義，一份天職。它既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人民，或者只是與己無關的他人的利益。
西歷1944年，毛澤東為紀念張思德烈士而發表《為人民服務》一文，其中引用了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句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如鴻毛”。文中說到：“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在這里，“士為知己者死”這句話中的“知己”便是人民，人民的利益。這樣的人如果犧牲了，他們就是崇高的“烈士”。軍人之所以被稱為戰士，就是因為他們肩負著保家衛國、保衛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并且為此責任隨時準備付出生命。這是軍人與人民之間一種崇高的精神契約，它同時成為戰士的自覺和人民放心的基石。
人民與戰士的這一“知己”的關系，在劉洪坤、劉洪魁兩位烈士的生前生后都得到了體現。消防戰士不同于普通軍人，他們不需要與拿著武器的敵人拼殺，他們的對象是火災或其他危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突發事件，他們同樣是人民的守護神。當社會把消防的重任交給他們時，當119電話響起時，這一信任沒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們是特殊情況下，民眾唯一的信任。為了對得起這份沉重無比的信任，當民眾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時，消防官兵必須毫不猶豫地面對危險。以至于在某些時候，他們不得不以自己生命為代價來兌現對人民的承諾。他們是烈士，他們說到做到，他們值得尊敬，值得人民記住他們，值得人們用其他方式給予他們物質和精神上的回報。
“知己”是雙方的，因為信任是互相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與“軍隊戰士的尊嚴不容侵犯”是共存的。毛澤東將這種關系稱為“魚水之情”，是非常正確的描述。當今有些人出于某種政治目的，蓄意丑化軍隊和戰士，破壞軍隊與人民之間的信任，危害極大。戰士為了能夠對得起人民的托付，言行舉止應該受到外部約束和內心檢點。如果個別戰士發生違背人民利益的事情，也的確應該受到懲處。但這絕不是抹黑軍隊、丑化軍隊的理由。中國歷了幾十年的和平，拿著武器與敵人拼殺的事情已多年沒有發生。然而，在和平年代，在地震、水災、火災等自然災害發生時，我們都會看到戰士的身影。各種自然災害對于他們來說，就是和平時代的戰爭。他們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沒有猶豫，沒有怨言。因為，他們知道，這是自己的天職。他們值得我們尊敬。
與戰士相比，原本同一個起源的另一種“士”，即知識分子，以前有文天祥、史可法、李大釗等實踐了“士為知己者死”的承諾，如今呢?還有多少讀書人能夠承擔這份信任?事實上，人們對于知識分子并不需要他們面對付出生命的危險，只需要他們承擔“為人民服務”的責任。當今知識分子這些“文士”，還有多少能夠與民眾建立那一份信任?如今的知識分子有多少人陶醉于個人主義的美夢，全然沒有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崇高。面對那些戰士、那些烈士，同樣受民眾供養的知識分子的確應該捫心自問。
謹以此文向劉洪坤、劉洪魁烈士以及所有為了人民而獻身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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