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預算和債務上限問題上死掐，反映出的是美國政治極化,而政治極化背后是社會極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人口結構變化、網絡和新媒體興起，美國社會分裂程度逐漸加深，民意越來越呈現多元分散狀態。兩黨迎合不同選民群體，政策訴求差異巨大，形成共識的空間不斷縮小，甚至出現了“最自由的共和黨人也比最保守的民主黨人大大右傾”狀況。
各國政治制度都與其特有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密切相關，有其自身的特點。相互制衡是美國政治體制的一個突出特征。為阻止某一方采取強有力的政治行動，美國憲法設置了非同尋常的障礙,兩黨都不難找到制約對方的手段。如今，制衡與極化相互疊加，導致“我辦不成事也不能讓你辦成”，難怪美國學者福山以“否決政體”來描述當下的美國政治生態。
崇尚美國政治制度的人認為，相互制衡蘊涵糾偏能力，有助于防止巨大的政治錯誤出現。可是，當這種制度安排加劇社會裂痕、黨派對立甚至擾亂國家正常生活，理性的反思是必要的。如果非要堅持一俊遮百丑的觀點，恐怕只能預設任何一個通過妥協出臺的政策都比無所作為更壞了。但是，這樣的預設經不起現實的敲打。任何一個國家都承受不了無政府狀態。即便美國這樣實力強大的國家，也不可能忍受某些政府部門長期關門，更沒有權利拿“經濟原子彈”驚擾世界。
美國政治制度出了問題，這是顯而易見的客觀事實。原因的確很復雜，恐怕最大癥結還是沒有跟上時代變革的步伐，昔日的優勢不經意間成為國家前行的障礙。一個國家政治生活的活力關鍵在于與時俱進。美國學者格倫·哈伯德和蒂姆·凱恩發現，歷史上許多強國最終沒落，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政體“否認內在的停滯本質”，一旦“制度無法適應不斷發展的現實”，就勢必“帶來衰退”。
當下，華盛頓政壇最大的關注仍是如何保住黨派利益，國家發展宏圖偉略早已退居次席。如何找到政治變革的勇氣，這是美國人自己的事。但是，有些道理對美國也是適用的。在地球村內相互聯系日益緊密的時代背景下，也的確有必要對美國講一講這些道理。
變革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一大特征。既然問題已經出現，就必須正視，躲是躲不過去的。打破原有格局，觸動既得利益，動靜不會小，感受也未必舒服。但是，拖的結果只能是變革的成本越來越高。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需要明白，聰明人與時俱進，自負者被歷史推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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